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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外汇》2022年第8期 《中国外汇》记者:荣蓉 王亚亚 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渐趋专业、理性。不过，在当前疫情冲击以及百年变局演进的大环境下，外部市场急剧变化，汇率风险依然是涉外企业跨境经营的管理重点。企业只有继续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聚焦风险管理难点、制定专业应对举措，方可在波动的环境下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确保全球化成果。 步入2022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叠加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国际金融市场波澜起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众多不确定因素会持续影响跨境资金流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2月，人民币汇率走出了一波美元强、人民币更强的独立行情。进入3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步入回调通道，结束了此前长达半年的连续升值趋势。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愈发明显，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2021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在多个场合呼吁和提示，市场主体应适应汇率双向波动的常态，牢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同时，针对实体经济汇率风险管理中的难点与堵点，外汇局出台多项举措助力市场主体汇率避险。一年时间过去，涉外企业汇率避险工作整体进展如何，与过往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与成果？ 为此，本刊记者走访了多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工作者，他们身处对外工程承包、汽车外贸、机电设备出口、大宗商品采购等我国涉外业务代表行业，同时电话连线银行国际业务专家，借由他们的观察与思考，回顾过去一年涉外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心得，展望未来汇率避险工作重点，以期给同业带来启示。 与时俱进 2021涉外企业汇率避险再上新台阶 “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全年小幅升值，因此，2021年涉外企业财务报表汇兑损益项不会太难看。”某央企财务部外汇资金管理处处长李娜（化名）向本刊介绍道。 根据财务会计报表汇兑损益科目计算公式：当期汇兑损益＝期末外汇敞口×（期末外汇汇率－期初外汇汇率），影响企业汇兑损益表现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同币种外汇资产和外汇负债轧差后的外汇敞口；另一个就是报表核算期间的汇率波动幅度。相较于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6%（2020年1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92，2020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52），根据3月底外汇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21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7，较2020年末升值2.3%，2021年度汇率波动幅度整体较小，企业汇兑损益压力亦相对平缓。不过，即使如此，当前越来越多的涉外企业愈发重视汇率风险管理，逐渐告别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做法。 对大型中资跨国公司来说，2021年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与时俱进，外汇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汇率风险管理覆盖度不断扩大，外汇套保比例不断提升，汇率避险产品的使用也日渐丰富，操作更有心得。以TCL为例，2021年TCL全年营收超2500亿元，其中海外营收1174亿元，增幅60%。“面对不断扩张的海外业务，TCL始终坚持风险中性理念，明确以锁定汇率波动风险为唯一且最终目标。在公司管理层高度认可的基础上，公司对外销订单签约至实现销售回款并结汇，进行了全周期的汇率风险闭环管理。”TCL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TCL财务公司”）总经理江小照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从结果看，在去年人民币双向波动加强、整体呈现升值的背景下，TCL总体外汇损益相对平稳，汇率风险管理起到了削峰填谷、平滑损益波动的效果，有效保障了集团海外业务稳健发展。” 李娜所在的企业集团也早在多年前就搭建了完善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面对近几年人民币波动弹性不断增强，集团高度重视外汇风险管理工作。“考虑到集团公司对于稳健现金流的需要，2021年公司不断加强汇率波动中的交易风险管理。”李娜表示。作为大宗商品采购商，李娜所在的企业集团面对较大的现金流管理压力，企业对现金流管理要求较高，为了进一步降低汇率风险对集团资金管理工作的影响，该集团在2021年对下属业务版块再次进行汇率风险敞口梳理和摸底，并进一步优化相关业务版块的汇率风险敞口对冲管理方案；同时，为了加强对汇率形势的分析与研判，及时把握汇率交易风险，该集团每月会对汇率风险波动进行回看分析，以进一步深化汇率市场研究与风险应对，合理运用衍生产品。整体来看，2021年该集团也较好地实现了汇率风险管理目标。 作为国内建筑与工程领域出海的排头兵—中国电建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建”）在海外市场深耕多年，境外沉淀了大量的项目和资产。中国电建财务金融部副主任张海涛在谈及集团2021年汇率避险管理工作时说到：“中国电建外汇资金管理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汇率风险中性稳健原则，坚决不投机。相比于2020年，中国电建在2021年汇率风险管理中增加了跨境人民币业务试点，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21年，中国电建通过开展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跨境投资，降低了公司外汇敞口，而且通过跨境资金池业务在境外市场直接将人民币兑换为当地币，减少了中间货币的二次转化，这一举措有效节约了公司财务费用。“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开展，让集团明显感受到了在汇率风险管理方面主动作为的价值感。与此同时，2021年中国电建不断强化海外投资项目的事前、事中管理，以进一步将长期项目投资中的汇率风险进行锁定。”张海涛说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机集团”）是中国装备“走出去”的主力企业，也是我国海外工程承包的老牌企业。近两年，基于满足海外业务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遵循央企境外资金监管要求，国机集团在集团层面不断强化汇率风险管控要求。国机集团财务部资金处副处长李鑫介绍，“作为出口主导的企业集团，2021年国机集团整体汇率风险控制成效良好，旗下个别企业还实现了汇率风险较大比例的对冲，集团整体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与进展。” 国机集团之所以能取得良好的汇率避险成效，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集团在2021年全面梳理了集团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结合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衍生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厅发财评〔2021〕17号）的实施，进一步落实央企衍生业务管理方针，将衍生业务纳入年度全面预算管理。二是在集团内推动基于实需的汇率风险对冲业务，帮助其梳理汇率风险敞口，并积极指导风险敞口管理方案。三是推动二级子公司牵头其下属成员单位，对汇率风险敞口加强管理，并在这一层面加强套保会计应用的研究和推广。 作为汽车外贸企业，北京福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国贸”）也感受到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益处。福田国贸财务总监孙培峰谈及，2021年公司进一步丰富了汇率风险对冲产品体系，“2021年之前，我们主要采用远期产品避险，2021年开始尝试使用期权类衍生品，愿意为汇率风险管理支付一定的成本费用。此外，考虑到汇率与产品定价的联动性，配合产品销售订单，我们开始加强订单汇率风险管理。”福田国贸在2021年之前是根据市场预期管理企业订单回款，会在订单签订前的2—3月就把订单后期现金流锁定，这样容易出现实际汇率与订单评估汇率点差过大情况，公司通过小批量、高频次的订单管理，可进一步锁定订单收益。 在大中型涉外企业不断夯实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优化汇率风险管理对冲操作之际，中小微涉外企业也开始积极试水汇率避险保值产品。中信银行合肥分行国际业务部专家袁田军从事银行国际业务十余年，据他观察，过去一年，涉外企业的汇率避险管理明显加强，尤其是中小企业购买结汇方向的避险产品明显增多，“这主要基于两点，一是2021年人民币整体升值，出口企业面临较大结汇压力，二是商务部、外汇局等部门不断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宣贯，而银行也加强汇率避险产品的介绍与指引，多方因素共同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避险保值。”2021年，针对中小微企业数量多、发生交易规模小、交易特别散等特点，外汇局以中小微企业为重点，多措并举积极引导企业更好地应对汇率风险，优化考评导向、激励银行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通过增加授信支持、专项担保等方式帮扶中小微企业降低套保授信和保证金成本，并指导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减半收取银行为中小微企业所做的外汇衍生业务交易服务手续费。 在监管部门、企业、银行等共同努力下，2021年涉外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根据外汇局的数据，2021年，我国银行代客远期和期权结售汇签约额10507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67%，企业外汇套保率21.7%，较2020年上升4.6个百分点。 外部不确定叠加企业纵深国际化 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不断加大 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使得多数涉外企业2021年海外经营成果落袋为安，不过，2022年年初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众多外汇资金管理工作者对汇率风险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对此，孙培峰深有体会：“2021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均线在6.5左右，2022年开年到3月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3—6.4区间波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目前来看，感觉2022年人民币汇率走势扑朔迷离，公司汇率风险防范工作压力较大。” 此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针对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在《上海证券报》撰文表示，人民币波动的内在逻辑已经发生变化，综合多方因素，资本跨境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走势波动的概率将较以往明显加大。所以，市场主体要力戒线性单边思维，宽幅波动将成为常态。 一方面是日益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是不断向纵深挺进的涉外企业国际化、全球化进程，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难度不断加大。首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涉外企业普遍开始面临多币种汇率风险管理难题。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之一，目前，TCL业务涉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结算涉及40多个币种，尽管美元是主要结算货币，但还有很多其他新兴市场货币，除了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还需要及时关注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当地币种的汇率变化。伴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也会出现不同幅度的波动，企业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管理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在面对突然大幅波动的新兴市场货币时也略显被动。 2021年，为抗击不断上升的通胀，巴西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调整货币政策，以提前加息来应对冲击，导致小币种与美元间利差扩大，“公司锁汇成本升高，明显削减了当地销售毛利。”江小照坦言，“2021年汇率风险管理的一大难点就是因外围环境大幅变化给企业汇率避险管理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个别小币种汇率波动加大，对企业套保管理带来较大影响。”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涉外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项目也不断增多，面对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引起的现有货币和未来收汇项下的贬值压力，涉外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不仅仅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相关新兴市场、管制地区当地币的汇率风险管理亦成为不少涉外企业当前汇率管控工作的重点。结合本刊调研情况，多家涉外企业反映，近几年，个别小币种的大幅快速波动对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带来明显影响，如巴西雷亚尔、阿根廷比索、印度卢比、埃塞俄比亚比尔以及俄罗斯卢布，其大幅波动，均给当地中企带来资金结算、汇率避险管理难题。 其次，中企海外市场快速变化发展也对企业自身汇率避险管理工作提出挑战。2021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不畅，能源、大宗商品、芯片等关键原材料供应不及时，企业海外业务预测数据与实际业务发生情况存在较大偏离，要么出货不畅，要么出货激增，导致汇率敞口管理出现过度套保（over hedge）或套保不足（under hedge）情形，额外增添了部分财务成本，影响了企业整体套保效果。 “资金是支持企业生存、发展的血脉。随着涉外企业海外业务的快速发展，其对资金的服务能力、管理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作出迅速、及时、高效的应对。同时，集团不断发展的多样化产业也对企业的资金管理团队、外汇管理团队深入理解业务、支持业务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江小照坦言，“基于对2021年的反思以及外部环境变化，2022年汇率风险管理工作的重点会放在外汇管理系统的优化、‘业财资’的进一步融合、新拓展海外区域管理覆盖等方面，以进一步提高外汇风险管理工作效率、覆盖面，持续为公司的海外经营、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拥抱未来 汇率风险管理聚焦五大发力点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爬坡过坎，众多不确定因素会持续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此，管涛也表示，在风云际会之际，预案比预测重要，如果市场主体能对各种情形尤其是坏的情形有所准备，就可以增加其在当前复杂环境下的胜算。结合多家企业调研可见，除了传统的建立健全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体系、精益求精加强外汇衍生业务管理与操作之外，涉外企业还可在以下五个方面发力，以提升企业汇率避险管理水平。 一是在企业内部再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越是在波动期，越是要加强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灌输。”江小照表示，“企业要坚持风险中性，流量管理与存量管理并行，将外汇风险控制在公司可承受的范围内，坚决避免汇率对赌。多年来，TCL明确汇率风险管理是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目标，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我们选择简单适用的管理工具，并坚持纪律性，不受临时主观预判的干扰，不根据汇率波动而随意调整对冲策略。”对此，李鑫也深有同感，“2022年，我们集团内部将继续宣传贯彻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将汇率风险管理延伸至集团旗下二级/三级企业层面，压实二级公司对旗下分/子公司的风险敞口责任。” 此外，中小进出口企业仍是汇率风险中性宣传的重要阵地。“当前，多数中小进出口企业汇率避险机制不健全，其汇率避险不是按照制度进行，而是根据实际控制人的个人看法进行对冲，此外，中小企业普遍存有市场回望情绪，如比较套保产品签约汇率与后来市场汇率以判断避险操作是否明智。”袁田军分析道，“回望情绪不利于企业长久地坚持风险中性理念，中小企业仍需要强化汇率风险中性理念，要继续引导其集中精力做好主业。” 二是加强汇率风险管理与一线业务端的融合，提升汇率管理对海外新业务的覆盖面。2021年，多家企业集团海外业务爆发式增长，海外本土化建设也进入加速期，个别行业如商用车出口市场突飞猛进，涉外企业海外市场进入品牌建设期。根据集团主业发展需要，多家企业均表示将加快“业财资”的融合进度。“TCL财务公司计划进一步打通业务、财务、资金线条，搭建‘业财资’实时沟通、协调的渠道，通过数字化建设全力提升集团外汇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提升汇率风险管理效率。”江小照分析，“一方面，在当前部分小币种货币锁汇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们采取协调客户改变订单币种、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等商业解决方案，积极降低外汇敞口，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面对外部突发性经营变化，我们计划通过提高全条线实时沟通效率，最大程度保障套保的覆盖比率。” 在海外项目落地过程中，中国电建也一直强调过程管理，将汇率风险的防范融入到项目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分析三个环节。事前环节，公司在签项目之前，项目组配备专业的财务人员进行把控，随时跟踪了解外汇市场预期走向，财务人员为业务经理提供风险管理策略，并出具具体的风险管理措施。事中环节，在项目合同履约期间，公司总部针对境外机构（子公司、分公司或项目公司）所在地、当地外币结算金额、结算币种汇率波动预期等实际情况，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原则下，制定恰当的外汇风险对冲策略。事后分析，即对区域国别货币阶段性的汇率波动管理及时回顾、分析与总结，将实际决策效果和预期措施制定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偏差较大的情况认真寻找原因，为以后的区域货币汇率风险管理决策或执行提供帮助。为了进一步有效管理汇率风险，中国电建表示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汇率风险的全过程管理。 对于电子产品、商业车出口等代表性企业，其资金管理工作者均表示，未来要加强订单管理，做好订单价格与汇率的联动，依据实需原则，强化预收账款的对冲管理的频次与节奏，实现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与一线业务的紧密联动。孙培峰坦言，“这一管理模式将汇率风险管理进一步前移，导入产品价格层面，汇率风险管理不再局限于货币币值的转化，而是在产品价格收益层面及时化解汇率波动对收益的影响。” 三是借助企业全球资金管理体系助力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再提升。当前，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性明显加强，在资金管理方面，企业需要建立起全球现金管理服务能力、全球金融市场运作能力、海外资金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全球资金管理体系和能力的建设，涉外企业可全面提升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助力企业加快资金周转速度、降低财务成本、控制运营风险。 2022年1月5日，国资委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司库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的意见》（国资发财评规〔2022〕1号），明确指出央企要充分认识司库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准备把握司库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司库体系建设。张海涛谈及，中国电建在大司库管理体系建设下，将进一步发挥中国电建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职能，建立集团海外资金管理平台，搭建区域资金池，实现海外资金归集；其次，集团会将汇率风险管理工作和境外资金池业务开展联动，有效调度海外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风险；再者，面对复杂的外部金融市场，集团会进一步加强海外金融业务合规管理，完善海外业务应急预案管理。 而国机集团也会在大司库管理体系建设下继续夯实集团外汇风险管理。“司库管理体系对衍生业务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会从监控角度，推动集团整体衍生品业务的交易水准，以强化衍生业务合规性管理。”李鑫谈及，2022年国机集团会对旗下衍生品业务风险点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制度的完整性、执行程度、贸易背景真实性等，以提升集团汇率风险管控水平。 结合TCL司库的发展路径和实践，以及参考西方国家很多优秀的司库案例，江小照表示，一家企业集团大司库的发展应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总体定位为指引，在保障资金链安全、流动性和汇率、利率等市场风险可控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提升产融价值，助力集团长效发展。 四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过去十余年中，跨境人民币使用领域不断扩展，市场参与主体日益丰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波动，涉外企业对防范汇率风险、加大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力度的诉求更为迫切，2021年多家涉外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多家调研企业向本刊表示，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直接减少了中企的汇兑敞口，带来了外汇交易成本的节约和汇率风险的降低。不过，若要大规模开展跨境人民币，仍需要配套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首先，目前海外交易对手对人民币的接受、持有意愿比较有限，纯外资背景客户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有待提高，要进一步丰富人民币金融市场，提高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其次，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量进口能源、石油等资源，仍多以美元计价；再次，仍需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虽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已有一定规模和运行基础，但在境外仍主要以大型中资银行为主导，外资银行参与度有待提高，而且CIPS在涉外企业海外业务重点发展的“一带一路”沿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覆盖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目前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兑小额货币相关的汇率避险品种较少、市场规模较小、活跃度有所欠缺，因此套保成本相对较高，尤其是涉及长期限的汇率衍生产品也非常有限，无法满足企业避险的需求。”李娜谈到。 在一些企业看来，未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可在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企业寄望在国家层面打通双边互换协议的落地机制，这不仅可促使外国央行向当地银行和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为相关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提供支持，还可以帮助中企降低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所投项目的融资和避险成本。 五是加强对海外市场外汇管制风险的应对预案工作。未来全球经济波动有可能会在个别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出现外汇管制风险，即当美国缩表、不断加息之际，可能会带来其他国家外汇储备变化与外资外流，这些国家外汇急剧减少，导致企业在当地有钱却无法汇出。对此，涉外企业要提前预警，深入研究各类专业的外汇管制应对解决方案。企业可根据自己的业务开展情况，从贸易项下和非贸易项下场景入手制定应对方案，在克服汇兑困难的同时也要确保业务合规。此外，也有企业表示，外汇管制风险不是企业通过外汇衍生产品可以规避的风险，需要企业、金融机构乃至国家层面合力来化解，建议政府可以在国家层面给予指导和支持，如进一步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开展、深化货币互换对市场的支持，希望中资银行深度参与海外当地金融市场，为涉外企业解决汇困难题争取当地市场的优惠待遇，或者打通当地中企轧差渠道，先在当地实现轧差、再在境内调剂轧差余额。 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大。但我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支撑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并保持基本稳定。2022年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是继续推动外汇市场深化发展，夯实服务实体经济基础，引导市场主体做好汇率避险管理，丰富外汇市场产品，为市场主体外汇风险管理提供更为便利的政策环境。在当前疫情冲击以及百年变局演进的大环境下，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并肩同行，持续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此同时，市场主体不断深化对汇率波动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淬炼、提升避险管理技能，涉外企业汇率避险正在迈向新的征程。 2024-05-20/safe/2024/0520/24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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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20期 作者:何晓峰 周红 闫明 涉外企业过多关注套保单边损益，长期必将不利于其主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从源头着手，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才能有效助力企业形成正确的套保理念。 202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水平逐步加深，其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愈加复杂，涉外企业运用套期保值工具积极对冲汇率风险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在套期保值工具的实际运用中，不少企业仍有单向追求金融衍生工具获利的思维，而非将期现结合后的综合损益作为套期保值评定标准。本文将指明此类单边思维容易导致的问题，揭示其背后成因，并进一步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 以单边思维看待套保损益易引发问题 不少对套期保值业务概念理解不甚透彻、对实际操作不了解的企业，既期望通过套期保值锁定外汇风险敞口，又希望能在金融衍生对冲工具上赚取利润，甚至认为那些在金融衍生对冲工具上赚取了利润的操作，才是好的套期保值。这种单边看待套保损益的思维，往往导致诸多问题。 一是风险管理团队难兼顾双重目标。专业金融机构的投机交易通常只面对单边损益，不但具有成熟的交易机制，且可等待有利时机择机进场。而涉外企业的套期保值与投机交易不同，需要基于企业已有的风险敞口进行反向对冲，天然具有方向相反的双边损益，要同时确保风险敞口与套保损益二者中任意一方不产生损失是极难的。此外，主业风险敞口的存在，使得套保交易不具备专业金融机构那样择机交易的条件。涉外企业既不能因持续等待进场时机而放任风险敞口暴露，致使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巨大的价格波动风险，又不能确保每次套保交易衍生工具单边损益为正。因此，迫于双重目标的压力，汇率风险管理团队常常处于尴尬的两难境地。 二是企业会舍弃比较优势领域。套保交易中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是为涉外企业主业“护航”，通过让渡部分超额收益对冲风险敞口，避免企业主业遭受重大市场价格波动损失。故而，企业可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熟悉的领域，通过做大做强主业，获取企业经营所产生的利润。涉外企业若从金融衍生品盈亏的单边角度考虑套保效果，就相当于放弃自己在主业经营上的比较优势，反而在自己相对劣势的领域与专业金融机构进行比拼。而专业的金融机构，不但比企业套保交易更具择机优势，其交易策略更是经过严格的历史模拟回测和实盘模拟测试，在确保交易系统有较高盈利之际，才会推出。因此，以单边思维看待套保损益，对企业而言并不明智。 三是风险管理体系及信息系统不支持。专业化投资机构在进行自营交易前，首先会搭建自己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相应机制、流程及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之后才会涉及交易指令下达，交易下单，交易复盘等具体操作步骤。专业的体系和信息系统对监控投机交易风险、控制头寸限额以及计算衍生品的希腊值，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套期保值交易，涉外企业并没有相应资源、能力或者是意愿，去搭建与专业投资机构水平接近的风险管理体系与信息化系统，更何况适用于专业投资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与信息系统未必适用于涉外企业。 四是风险管理团队激励水平不足。从单边角度看待套保损益，相当于将涉外企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与专业金融机构的投资者放在同台竞争。因此，两者需要有同样的薪酬激励水平，才能维持相同专业水准的一线从业人员，进而发挥出他们的专业水准。但涉外企业立足于实业经营，其决策层会将主要精力与资源投入日常生产与经营之中，对于非核心业务会尽可能控制人工成本，并让薪资支出更可预期。因此，企业很难向一线风险管理人员提供类似的薪资支持水平。而做好投资交易，维持高水准的业务团队，恰恰是专业金融机构会重点投入资源和支持的领域。因此，在单边思维看待套保损益的视角下，涉外企业风险管理团队激励水平明显不足。 单边套保思维误区的成因分析 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盈利能力偏低。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在行业内及产业链中的地位也变得愈发重要。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其盈利能力仍有差距。根据最新出炉的世界500强数据，2021年我国有145家企业进入其榜单，平均利润约41亿美元，而世界500强平均利润为62亿美元。分国别看，美国企业平均利润水平为100.5亿美元，德国企业为44亿美元，英国企业为69.6亿美元，加拿大企业为47.5亿美元，法国企业为48.5亿美元，巴西企业为84.8亿美元，均高于中国公司。我国企业利润偏低易造成企业在套期保值时，非常关注套期保值成本的高低。对于一些微利项目，企业或倾向于冒险将风险敞口裸露，或倾向于通过衍生工具单边盈利补贴产品本身的利润。而利润较厚的国际跨国巨头，可以在坚持风险中性套保的同时，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企业主业中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涉外企业套期保值与日常运营结合不够紧密。涉外企业套期保值业务涉及风险识别、分析及评估等一系列环节，风险敞口统计的及时性和预测的准确性，均影响到套保业务的日常操作。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企业生产经营也常有波动，如果风险敞口的预期值与实际值经常出现较大差异，风险管理团队就很难有效开展套保操作。只能尽量降低套保比例，以确保有足够的背景实盘可以顺利交割。然而，若套期保值比例过低，将有大部分风险敞口裸露，无法有效计算出采购成本、销售价格以及库存成本，进而无法锁定企业利润。当风险敞口与套期保值对冲工具无法有效结合，涉外企业无法获取确定的利润水平时，企业决策层更容易倾向于通过衍生工具盈利来增厚企业利润。 三是国内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较晚。上世纪70年代，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就已经推出了外汇期货合约，大宗商品合约则推出的更早。而我国1990年才引入商品期货交易，2005年8月开始，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远期外汇交易。相比境外市场，我国衍生品市场仍处于发展阶段，境内实体企业参与衍生品市场较晚。对企业而言，从开始了解衍生品工具到能初步尝试，再到熟练掌握运用，均需要时间积累。从接触到熟悉的过程中，免不了有部分企业容易从单边损益角度去思考问题。由此来看，涉外企业树立正确的套期保值理念，仍需时间来打磨与夯实。 四是传统理论在实践中存有一定局限性。传统理论认为，套期保值可以对冲企业的采购、销售及库存成本，进而防止生产经营利润出现大幅波动给企业带来损失。传统理论更多基于企业内生需求、生产及销售计划来设计套期保值方案。然而，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传统理论面临一些不足。例如，有的企业在对产成品销售进行套保时，如果锁定了销售价汇率，而同业其他企业并未进行锁汇，则当汇率向着有利风险敞口的损益变动时，同业可以通过向终端客户让利获得更具竞争力的销售价格，进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这对于进行套保管理的企业而言，反而将承受更大的销售业绩压力。部分企业在销售业绩的重压之下，就会更关注衍生工具单边损益的变动。 树立正确套保理念的几点措施 涉外企业过多关注套期保值的单边损益，长期必不利于其主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从源头着手，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解决方案，才能有效助力企业形成正确的套保理念。 一是立足主业提升企业竞争力。企业的主业与套保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主业强则企业盈利水平较高，可以分出部分资源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必过多纠结套保成本的高低。风险管理团队更容易在坚持风险中性的前提下，设计对冲产品结构并灵活加以运用，也更能有效发挥规避风险保驾护航的作用，辅助主业做大做强。相反，主业弱则企业盈利水平低，决策者很难将有限的资源再分配到套期保值业务中，甚至可能寄希望于通过衍生工具对冲收益支持亏损业务的开展。正确套保理念的失位，会让企业面临更大的潜在损失。因此，企业应坚持以主业为本套保为辅的理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逐步形成主业持续“造血”，风险管理避免“失血”的良性循环。 二是加强期现结合修内功。企业套期保值与日常运营结合不够紧密，企业无法获取相对稳定的供产销预期，则易引发企业从单边损益看待套保效果的倾向。首先，要加强部门间沟通与协调效率，一方面企业前线的业务人员，应了解一定衍生品基础知识，依托其熟悉背景业务情况的优势为风险管理团队套保方案提供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企业风险管理团队应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特点，以及一线业务运营中与风险敞口有关的痛点、难点，加强套管操作与业务期限的结合，不断优化套保效果。其次，前线业务人员可勤修内功，降低业务预测与实际发生的偏离度，更及时准确的企业经营数据可为风险及资金管理留出更多的时间安排，也为衍生工具留出更大的设计空间，提升套保效果。企业衍生品工具与实际外汇敞口规模结合的越好，越能有效引导企业进行风险中性套保操作。 三是套保比例设定应兼顾行业水平。传统套保理论更多基于静态环境和企业内生需求的假设，主要将采购成本和销售价格作为管理目标，这类目标相对固化。但涉外企业实际处于竞争激烈的动态环境之中，往往希望获得更优质的上游资源以及获取更高的市场份额，这类指标更趋于动态化。因此，企业外汇风险管理除了可按照自身的生产经营规划、风险敞口规模、自身资金安排以及衍生工具结构特点等因素设定其大致套保比例区间外，还可以参考外部环境进行套保比例的二次调整。尤其是可以参考行业内或领先企业的套保比例，避免动态化指标与预期差异过大，造成企业套保后反而业绩压力更大的局面。 四是打造专业风险管理团队。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一方面可以引领涉外企业形成正确套保理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涉外企业创造价值。对于前者，由于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不仅懂交易，也深刻了解企业所在行业的运行特点与业务发生机制，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识别风险、加强期/现结合管理的对冲效果，从而有效在涉外企业内部树立正确的套保理念。对于后者，尽管在种种不利因素限制下，无法要求涉外企业风险管理团队获得像专业金融机构那样的交易效果，但涉外企业专业风险管理团队熟悉衍生工具构造，选用适当的衍生品结构匹配对应风险敞口，可以优化企业购/结汇价格，降低企业套期保值成本，且优秀专业的风险管理团队不仅了解汇率走势形成机制，也会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股价变动及大宗商品走势等与汇率相关联的领域，可对企业相关业务提供数据与分析支持。 善用套保的企业未来可期 涉外企业树立正确的套保理念，无疑是开展套保业务的重要一步，但在实操过程中还要学会善用套保操作，才能有效帮助企业做好风险管理工作。 首先，要重视理论但不能盲信理论，汇率衍生工具的构造离不开远期、期权等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深入理解模型设定和基础理论将使衍生品工具的构造游刃有余。不过，金融危机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产，暴露了理论模型在极端风险条件下仍有缺陷，因此不能盲信理论是万能的。 其次，要重视经验但勿失审慎。企业套期保值的经验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重视经验的同时也要秉持应有的审慎，曾拥有多年套期保值实操经验的德国金属公司（MG）对大宗商品价格套保失误产生巨大损失，表明了对超长期限敞口进行套保时，仍应维持审慎的套保比例和对冲操作。 最后，建立严谨的套保操作交易机制是涉外企业谨防套保工具风险的有效措施。众多国内和国际衍生品风险事件都表明，在交易过程中包括追涨杀跌在内的一些人性弱点难以克服，甚至由于金融衍生工具中的杠杆特性而被成倍放大，唯有建立严谨的交易机制与规范的操作流程，才能尽量降低人为风险，保护风险管理团队的成果。 当前，我国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仍在征途，面对成熟的跨国公司和产业巨头时，无论在企业盈利能力方面还是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仍存在不少差距。但未来能坚持做大做强主业，并正确、熟练运用套期保值的涉外企业，必然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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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3年第16期 作者:何晓峰 王倩 闫明 现实中各货币对所面临的套保成本并不相同，企业还需将不同货币的升贴水、流动性成本及交易溢价等因素考虑进去，计算出货币的套保效率。 2022年美元出现极端上涨行情，前三个季度美元指数一度上涨近19%，涨至20年来高点，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均处于5年来波动率的高点，俄罗斯卢布波动则达到7年以来的高点。在多种货币发生极端汇率波动行情下，跨国企业海外业务营收和利润面临冲击。有效管理多种货币的汇率风险，对跨国企业的持续稳健经营显得尤为重要。 外汇风险管理目标的确定与量化 明确汇率风险管理目标非常重要，因为后续敞口度量、套保策略制定、套保产品选择等一系列环节都将以风险管理目标为核心。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跨国公司进行外汇风险管理时，并不是一切类型的外汇风险都需要进行管理。企业风险管理是有成本的，而且随着管理难度和广度的提升，管理成本也会急剧上涨。要统筹考虑企业面临的各类汇率风险，按重要性和管理难度排序，在平衡管理成本效率比后，优先解决最主要的矛盾。一般来说，在交易风险中，跨境贸易类汇率风险的发生频率高，贸易及现金流路径清晰，可以作为风险管理重点，笔者主要探讨此类风险。 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应当是可量化、可执行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可能的偏差因素。交易风险主要体现为报表汇兑损益，因此企业若想确保完成设定的全年目标利润，则应当依据其自身风险偏好设定可接受的最大汇兑损失额度，而这个汇兑损失额度将作为外汇风险管理的量化目标。通过运用风险对冲工具，将汇兑损失控制在限定的量化目标额度以内，以便达成企业的全年利润管理目标。设定量化目标的同时，还需考虑可能的偏差因素，包括市场汇率和记账汇率差异、跨境贸易业务实际与计划的偏差、套期保值成本影响等多个因子。对大型跨国企业而言，跨境贸易涉及国家数量多、应收应付账款币种多，考虑到量化目标的可执行性，建议放在统一平台集中管理，以提高执行效率及便利性。 外汇敞口的确认与风险度量 企业进行跨境贸易时，主要风险敞口包括会计期末在报表上记录的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现金及其他需要做重估的货币性科目。企业外汇风险敞口的确认依据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有明确购销金额的采购和销售合同，第二类是基于企业预算、框架性协议和长期合约等中长期量价可能有所变化的合同。对于前者，企业应做好业财协同，准确、及时确认敞口金额及期限。对于后者，企业不仅要加强对采购和销售侧的管理，增加预测准确性，还需要对所处的宏观周期、行业周期、公司竞争力有较强的判断力。若外汇敞口不确定性高，则套保比例不能设置过高。企业对外汇风险敞口测度的准确性和前置性非常重要，前者影响企业外汇敞口损益值的估算和套保策略的制定，后者影响企业执行套保策略的时间窗口长短。因此，企业可依据自身业务的稳定性和对业务敞口预测能力强弱，选择适合的外汇风险敞口度量方式。 关于外汇敞口的风险度量，目前主要依据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VAR）模型来计算。企业通过VAR模型可计算特定时间内（比如一个季度），各货币敞口在一定概率下汇兑损失的最大值，依据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和全球宏观风险的程度选择适用的概率。通常的可选概率为95%、97.5%和99.5%。当全球宏观风险较高时，模型的尾部风险较高，企业可以选择更高的概率值。 动态套保策略制定 企业外汇套保策略的制定较为复杂，包括外汇损益量化、套保效率测算、风险分散调整、确定套保策略等部分。其基本逻辑是，在设定符合企业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风险管理目标后，结合企业外汇敞口组合的情况制定月度或季度的初步套保策略，再依据套保效率和风险分散规则进行调整，不断迭代完善，以持续优化套保策略，最终确保企业汇兑损益得到有效管理、保护企业净利润尽可能少的受汇率波动影响。考虑到境内上市公司是按季度进行业绩披露，因此，笔者介绍以季度汇兑损益数值为管理目标、月度动态调整的企业外汇套保策略制定方法。 一是量化外汇损益。企业通过量化外汇损益可以将企业外汇敞口规模以及外汇波动转化为可量化、可衡量的汇兑损益数值，便于后续的计算分析以及对冲管理。对于单一币种的汇兑损益衡量，可以依据上述的VAR模型计算。但对于跨国企业的多币种管理需求而言，还需要引入边际VAR（Margin VAR，MVAR）的概念进行管理。MVAR用于度量投资组合中，单个头寸的边际变化所引起的组合VAR变化的大小，也就是组合VAR相对于单个资产头寸市值变化的敏感性。当计划通过套保来对冲外币敞口，并尽量降低风险时，企业可优先选择MVAR高的货币进行交易。假设企业以其进出口贸易主体为集中管理平台，美元为记账本位币，外汇风险敞口包含人民币、欧元、英镑、日元在内的多种货币。用蒙特卡洛方法计算在95%置信度的组合VAR值、每个货币敞口的VAR值和每个货币的MVAR值。具体货币敞口金额和计算结果列示见表1。 二是计算套保效率。企业虽然计算出各货币敞口所对应的VAR值以及其MVAR值，但并不能简单地用MVAR值的高低来决定各货币对的套保比例高低，以及各货币对的套保优先级，原因是现实中各货币对所面临的套保成本并不相同。企业还需将不同货币的升贴水、流动性成本及交易溢价等成本考虑进去，计算出各货币的套保效率。 货币套保效率=MVAR/单位套保成本，即反映每单位套保成本所消除的货币组合风险的变化程度。假设跨境贸易中各货币敞口的账期一致，即每个货币的套保期限相同，计算所有货币相同期限普通远期产品的套保成本。根据套保效率对货币对进行排序，并按照排序为每个货币设定套保比例，套保效率高的货币对应优先进行套保，并可以给予较高的套保比例。最终，使剩余敞口组合的VAR值控制在设定的管理目标区间以内。 三是风险分散调整。货币套保效率仅是衡量套保顺序的参考指标之一，企业还需考虑组合当中的风险分散效果。这是因为在包含众多货币对的组合当中，货币对与货币对有些是正相关关系，有些是负相关关系。企业要确保组合内具有负相关关系且能降低整个组合波动的货币对，其敞口不会因为套保效率高而被过度削减。确保在执行套保操作后，即使外汇风险敞口发生变化，也不会对组合内各货币的风险分散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建议企业引入两个指标进行更深入的风险价值测算。 首先，考虑计算成分VAR（Component VAR，CVAR），CVAR可以表述为每个资产头寸市值与其MVAR的乘积，是组合整体VAR的一种分解方式，通常用CVAR来衡量一个组合中各个头寸的风险。如果CVAR大于0，则它增加了组合的风险；若CVAR小于0，则它会减少组合的风险。 其次，考虑计算增量VAR（Incremental VAR，IVAR），IVAR是指当一个资产头寸加入到组合时新增的VAR，或从原组合删去一个头寸所减少的VAR。通过计算IVAR，更准确地度量某一货币在新货币组合的套保效率和套保后的组合VAR值，或多次迭代计算新货币组合VAR值和套保效率，以使外汇损益的量化更准确。不过，风险分散调整属于三阶层面的优化，企业可视外汇风险管理精确度、风险管理效率成本和风险量化能力来选择是否进行优化。 四是确定套保策略。依照前述量化外汇损益和计算套保效率的模型，企业叠加可选的风险分散调整因子，最终出具套保策略。 继续以上文提及案例来论述，假设该企业的汇兑损益控制目标是，将季度汇损最大值控制在3000万美元以内，则在计算出敞口金额、VAR值、MVAR值以及各货币套保效率排序后，得出各币种套保比例及套保策略，详细测算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套保后的组合VAR值为2980万美元，小于该企业设定的目标3000万美元，并且确保了MVAR值较高的货币得到更高的套保比例，在保障套保策略有效性同时优化了套保成本。 套保交易的日常市值监控 依据月度套保策略完成套保交易后，套保产品的公允价值会随市场汇率的波动而波动，套保产品的公允价值计入汇兑损益科目，在敞口预测较为准确且套保交易严格按照敞口的方向、金额、期限交易时，套保产品的公允价值与贸易敞口的汇兑损益大部分可以抵消，未抵消部分主要产生于套保成本和估值时使用的市场汇率与同时点公司报表汇率间的差异。监控套保产品市值可以回溯执行套保交易时点产生的损益情况，当外汇敞口因业务变动发生偏差时，为决策是否提前平盘或展期提供了依据。 套保交易还可以做到日常估值监控。银行等金融机构通常会在每月底提供估值报告，而日常的估值监测通常可以通过彭博数据导入，在Excel中通过彭博插件实现公式化计算。以普通远期算法的估值计算为例，使用Excel彭博插件通过BDP公式（彭博的时点数据公式，提供实时或流式数据）抓取交易货币对的最新即期价格和最新与原交易期限相近期限的掉期点数，折算出与原交易相同期限的掉期点数，得到估值当天可以锁定的远期价格，用计算出的远期价格和实际交易的远期价格作比较并乘以交易本金，即可得到估值。 套保产品的选择原则及方法 产品选择原则。企业应尽量选择结构简单且不带汇率走势观点的产品，如普通远期和简单期权。不做与套期保值四原则（品种相同或相近原则、月份相同或相近原则、方向相反原则、数量相当原则）相悖的套保操作，尤其不能为追求收益而做与企业外汇风险管理相反方向的净卖出期权操作。 产品选择方法。随着企业外汇风险管理专业水平的提升，能够相对准确的测算出货币上涨下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状况，企业可考虑在支付一定期权费的前提下购买期权产品对冲风险。企业可在综合比较产品成本、潜在风险及收益后，运用期权或期权组合替代普通远期，管理外汇波动风险。 简单期权产品，可以在行权价格的位置保护企业的外汇敞口，也可以在未达到行权价格时通过外汇波动获益，同一时点如何选择远期和期权产品建议通过比较远期成本和期权的隐含波动率来确定。当期权隐含波动率属于近一段时期低分位，而远期价格属于同样时期高分位时，则可以选择购入期权。 外汇风险管理结果评估 评估原则。企业应以管理外汇风险和控制汇兑损益为管理目标，重点评估外汇风险管理的全流程是否按企业指定的制度、流程和策略执行，汇率避险期现结合后是否有效降低了外汇风险敞口规模，而不应单独去考核汇率避险套期保值交易本身是盈利还是亏损。 评估方法。企业可采取定期评估和抽查评估并行的方法。定期形成外汇风险管理报告，分析外汇敞口预测、外汇套保策略和汇兑损益结果，为制定下一阶段外汇风险管理目标提供决策和优化管理效果依据。企业还可以选择内审或风控部门不定期对外汇风险管理工作的全流程环节做抽查，以确保外汇风险管理得到有效执行。 总之，跨国企业以VAR值度量企业外汇风险，计算MVAR、CVAR、IVAR和套保效率，并制定企业月度动态的套保策略是现有外汇风险管理方法中较为先进的管理模式。在实际运用这一模式中，跨国企业仍需依据自身特点持续摸索经验并不断完善。企业外汇风险管理制度体系的完善、操作流程的精益求精、人员专业化水平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熟练度的不断提升，将持续夯实企业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为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之路保驾护航。 2024-05-23/safe/2024/0523/244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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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中国外汇》记者:荣蓉 章蔓菁 随着外汇风险对冲渠道的进一步“扩容”，境外机构投资者有望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报价，降低外汇风险对冲成本，反过来也将为境内外汇市场注入新的动能。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金融市场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也在不断增强，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敞口的诉求愈发迫切。针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诉求，相关部门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2020年以来，在原先的政策安排基础上，境外机构投资者迎来了更为便利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安排，外汇风险管理步入新里程。 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演进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下称“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MB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下称“RQFII”）、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China Interbank Bond Market，下称“CIBM Direct”）、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等多种途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不同途径所适用的外汇风险管理方式也有所差异。 对于互联互通机制（债券通、沪港通、深港通）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债券持有人或证券公司或经纪商在香港结算行办理外汇资金兑换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对于以CIBM Direct模式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在2020年新政策出台之前，可依据相关政策在具备代客人民币对外汇衍生品业务资格，且符合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条件的相关境内金融机构（结算代理人）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QFII、RQFII则可依据相关政策在相关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 2020年，在原先的政策基础上，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迎来新的政策和制度利好。1月，外汇局发布《关于完善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20〕2号，下称“2号文”），对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模式下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的业务安排做出进一步完善；3月，外汇局发布2号文政策问答，从多方面详细解释了2号文所涉的相关操作性问题；5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主经纪业务指引（试行）》，2号文所涉及的“外汇主经纪业务”在具体交易规则层面得到落实；7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成为首批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主经纪商，并达成首笔业务。 外汇风险对冲渠道再“扩容”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近年来有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有着清晰的脉络——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同时，为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更为便利的风险管理手段。这一点在有关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外汇局2017年发布的《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7〕5号）中，就已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做出了相关规定，境外机构投资者可在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内金融机构办理外汇衍生品业务。而2号文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参与境内外汇市场的外汇风险对冲渠道进行了“扩容”，境外机构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可选择不超过三家境内金融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同时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申请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会员直接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适用于境外银行类投资者），或以主经纪业务模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适用于境外银行类投资者和非银行类投资者）。 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兼环球资本市场联席总监张劲秋看来，2号文为通过CIBM Direct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了汇率避险的新契机。“一方面，2号文扩大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交易对手，有利于境外机构投资者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市场报价，符合境外机构投资者‘货比三家’的‘最佳实践（Best Execution）’原则，有助于降低外汇风险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允许境外机构投资者根据外汇风险管理的实际需要，灵活选择展期、反向平仓、全额或差额结算等交易机制，并以人民币或外币结算损益，便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更灵活地管理多币种的外汇头寸”。 2号文推出一年来，市场层面普遍给出了积极反馈。根据张劲秋的观察，自2号文推出以来，许多境外机构投资者都积极地向托管行了解政策的具体操作细节。很多境外银行类投资者，在政策出台后的第一时间就申请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会员，直接参与到银行间外汇市场。而对于资管、基金等境外非银行类投资者，也对2号文表现出积极和开放的态度。“对于不少规模较大的境外银行类投资者，之前在中国已建有分支机构，对相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申请操作流程也较为熟悉，所以更倾向于直接成为会员。而对于资管、基金等非银行类投资者，主经纪业务的推出便于其通过匿名的方式与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建立联系”。 在多条外汇风险对冲渠道中，对标国际主流服务模式的主经纪业务受到较多关注。在国际金融市场，主经纪业务一直受到对冲基金以及商品交易顾问的欢迎。市场参与者一旦选择主经纪模式，成为主经纪客户，则只需要与主经纪商建立法律关系，主经纪客户与主经纪对手方达成的交易由交易系统拆分为两笔背对背交易。根据中国农业银行伦敦分行金融市场部主管李大鹏的介绍，不少基金之所以习惯采用主经纪模式，是因为从运营角度来看该模式最为简单，通过一家主经纪商便可享受更好的市场流动性。“境外基金通常下设多个产品，如果是直接成为交易中心会员，由于面对多个交易对手，其开展尽职调查、申请交易授信的成本会比较高。相比之下，主经纪模式允许其使用主经纪商的授信，避免了一对一自行与交易对手授信，操作上最为直接，同时还能有效扩大交易对手方的范围，获得更优价格”。 而在汉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葛音看来，实务中境外机构投资者也会衡量主经纪业务的成本，包括向主经纪商支付的服务费用，以及向银行间外汇市场缴纳的费用等。但相较于柜台交易，主经纪业务仍具有多项优势：其有助于降低交易对手集中度的风险，突破机构自身授信额度的限制，还可以帮助境外机构投资者拿到更具优势的价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风险管理的下一程 政策的持续优化为境外机构投资者管理外汇风险提供了便利。而实践中，境外机构投资者具体是选择在境外还是境内实施外汇风险管理，则会综合考量一系列因素。在《中国外汇》记者的调研过程中，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对冲工具的流动性和价格、外汇衍生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件的安排，是境外机构投资者在选择外汇风险对冲方式时主要考量的因素。 在流动性方面，多位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的流动性在境内外市场没有显著差别，但如果涉及人民币对非美币种，则境外市场的流动性相对较好。此外，对三年期以上的外汇衍生品，境内市场的报价点差较宽。“站在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汇率风险管理模式，价格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境内价格好的时候，愿意用境内的渠道，境外价格好的时候就用境外的渠道。”李大鹏表示。对此，张劲秋也持类似观点。“离岸市场在外汇衍生品上的流动性有时会更强一些。”她谈到。“但境内市场的优势也很明显，能够更好地帮助投资者对冲在岸资产的外汇风险。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或海外投资者风险偏好发生变化时，离岸人民币汇率有时会表现得更为敏感。此时运用离岸市场交易工具对冲在岸资产的外汇风险敞口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衍生品丰富度上，千禧全球投资执行董事徐刚认为，近年来境内外汇市场产品序列不断丰富，在远期、期权、掉期等基础产品方面已较为健全；但由于不同类型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往往有着多样化的外汇风险对冲需求，因此仍希望境内金融机构能够提供更为丰富的组合对冲产品。“要吸引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来境内外汇市场做风险对冲，关键是要完善和健全汇率风险对冲的生态系统。从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来看，如果能有更加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加入，来提供多样化的外汇风险产品，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也会带动相关行业标准和研究的发展，进而促进市场的全方位发展”。 此外，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件能否与国际金融市场法律制度有效对接，也会直接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境内实施外汇风险对冲的意愿。“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而言，重点关注的是ISDA（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Association，国际掉期与衍生品协会）主协议的签署和终止净额结算制度在法律层面的落地。”葛音谈到，“2020年年初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允许境外机构自主选择签署主协议文件，其中也包括境外机构更为熟悉且国际市场通用的ISDA主协议。而ISDA主协议对于境外机构而言，可以显著减少协议谈判的时间和成本，并且便于其实现全球衍生品头寸的轧差和统一管理，减少资本消耗，进而提升其参与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积极性。此外，终止净额结算制度能否在法律层面落地，也会影响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选择。” 进一步来看，外汇风险对冲渠道的拓宽不仅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实践，也为境内外汇市场注入了新的动能。在张劲秋看来，有关外汇风险对冲政策的不断优化与完善，不仅使境外机构投资者在外汇风险管理上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也进一步增强了境内外汇市场的吸引力。“随着更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境内银行间市场，会给境内的市场参与者带来更多不同维度的市场观点和交易策略，在促进交流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境内外汇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我们观察到，近年来不仅是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在稳步增长，境内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和流动性也在显著提升。”张劲秋谈到。 而在李大鹏看来，境内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方面的不断完善，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包括驻华外资做市商在内的各家做市商在产品、营销上的积极性，提高境内外汇市场的吸引力。“近期的做市商制度优化，进一步明确了做市商的权利和义务，鼓励更多机构尝试做市，向综合性的做市商方向发展。受此推动，境内做市商服务能力与营销能力有望不断提升。长远来看，这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外汇风险管理需求”。 2024-05-20/safe/2024/0520/24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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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12期 作者:陈婧 李璐 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推进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长发展的必经之路。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成为涉外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国数量巨大、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小微企业来说，其持有的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与其较弱的风险承受力并不匹配。因此，如何助力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是当前亟需破解的难题。 涉外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现状 何谓小微企业？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微”均为相对概念。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其地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地方的大型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中型企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是小企业；反之，有的企业尽管自身规模较小，但却是行业内的大企业、领头羊，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从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财务指标以及从业人员数量的角度看，不同行业的标准差异也较大。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属小微企业。 涉及进出口业务的小微企业，各地之间也差异较大。根据Wind全球企业库的数据，2020年北京地区进出口规模为2.32万亿元，折算后约为3360亿美元，若按照小微企业对GDP 30%的贡献比例替代小微企业进出口占比规模，2020年北京小微企业进出口规模为1008亿美元（3360×30%），2020 年北京从业人数300人以下、注册资本2000万以内、经营状态处于“存续”、有进出口信用的企业为2.01万家，以此计算，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500万美元。而在小微企业更为集中的江浙地区，同样的计算方法及企业筛选标准下，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160万美元；而就全国而言，小微企业户均进出口规模约为300万美元。 从地域分布上看，小微企业多分布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所有制形式多以民营制造业为主，从事汽车零配件、小家电生产、纺织、休闲用品制造等行业，行业分布广泛。其多为出口型贸易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小，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优势业务。 小微进出口企业大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单笔订单规模小，且进出口订单多以外币签订，议价能力相对较弱，无法根据汇率波动与境外客户重新商定价格，汇率风险暴露对于企业营收有明显影响。而现阶段，受限于资源不足，小微企业对于套期保值交易的认知度仍较低，开展汇率业务基本局限于结算和以即期结售汇为主的汇兑业务。综合来看，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水平较大中型企业尚有明显差距，汇率风险敞口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小微企业存在风险承受能力弱和风险暴露高的矛盾。大部分小微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率微薄、主营业务收入不够稳定，综合风险承受能力较弱。而小微外贸企业，在宏观环境、产业链结构、行业竞争生态发生改变时，往往暴露在风险之中，加之汇率避险工具使用不足，交易风险和因汇率引起的经济风险叠加，推高整体风险暴露，很可能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 其次，小微企业客观上更需要严守风险中性。小微企业财务稳定性不足，客观上需要保持风险中性，尤其是汇率风险中性，应当通过各种手段避免汇率波动蚕食其经营利润；但现实中，小微企业希望通过博弈汇率风险以增收其利润的情况并不罕见。所以，即使小微企业开展了“套期保值”业务，也会掺杂一定的“投机增值”因素。 此外，小微企业客观上需要更多资源管理汇率风险，但现实中缺乏足够资源。从内部看，企业理想的汇率避险状态是建立一套包括汇率风险识别、保值方案设定、交易操作、交易后处理及评价在内的体系；然而，小微企业用于发展主营业务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即使其主观意愿较强，客观上也难以投入相应资源开展保值业务。从外部看，具有成熟外汇市场经验的大型商业银行，尽管在小微企业服务方面已有明显动作，包括扩大服务半径、提升基层专业水平、加强电子化终端建设等，但考虑到小微企业广阔的市场和数以万计的企业数量，银行资源辐射面远不能满足小微企业的需求。 整体而言，外贸小微企业群体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建设也同样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许多大企业都是从小微企业成长而来的，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从清晰简单的衍生产品开始逐步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是小微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 实施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是指对汇率风险进行财务中性管理。理论上讲，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原则都是相通的，但是考虑到小微企业与大中型企业天然的能力和资源差异，真正应用起来，又有些许不同。 一方面，小微企业的特征决定了其在商业活动中处于相对被动或从属的地位，对于涉外订单的掌控力较弱，因此外汇收支的时点和金额不确定性较强，初期进行全额对冲操作可能会造成过度保值的结果，偏离风险中性初衷；另一方面，小微企业在授信资源和流动性资源等方面天然处于劣势，会对其对冲操作形成一定的制约。这些因素共同指向小微企业在汇率风险中性管理中并不能实现100%的汇率风险免疫，更现实的结果是将汇率风险的财务结果影响合理最小化。 具体来看，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汇率风险管理目标的确立应遵循“控制原则”，即树立以“保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力求将风险暴露和损益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保值核心的重点在于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和盈亏平衡汇率。其中，准确识别汇率风险敞口，是为企业设定与之相匹配的对冲策略，切实降低其汇率风险敞口；准确识别盈亏平衡汇率，是从财务的角度出发，合理控制风险对冲成本，避免企业错误地将风险对冲成本与到期日当天的即期汇率作比较。 第二，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设置应遵循“不主动原则”，即不过度主动管理汇率风险敞口，避免频繁判断和过多主动调整破坏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质。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人力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像大型企业集团那样建立足够完善的汇率风险管理链条。更为现实的选择，是在现有的财务管理机制下，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企业管理人员仅负责中长期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汇率市场波动不可作为制度调整的出发因素；同时，提高保值操作的纪律性，财务操作人员仅保留有限度、可管理、可回溯的灵活度。 第三，汇率风险管理的考核机制应遵循“成本原则”，即明确汇率风险管理业务为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对于小微企业来讲，首先要正确认识汇率波动对企业损益的影响，通过汇率风险管理形成的“收益”，不应作为未来收益预期的基础；而对于对冲形成的“亏损”，也不应构成未来调整对冲策略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保值成本的关注，应侧重于盈亏平衡汇率，而非即期汇率，以保护小微企业本就较为脆弱的利润率。 第四，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应遵循“冲抵原则”，即遵循套期保值要求，以对冲风险敞口为根本目的。首先，应准确测算汇率风险敞口。对于小微企业来讲，已确认订单或收入形成的即时汇率敞口是企业汇率风险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确定性较强的可预期的经营性现金流，也可形成汇率风险估算。其次，风险对冲交易应与被对冲项目在金额、期限和币种等方面存在合理的相关性，避免对冲不足或过度对冲。 对小微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的建议 企业汇率风险中性管理方案的确定是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意愿和风险管理资源三者的平衡与统一。其中，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由企业的业务经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共同决定。小微企业处于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或是所处行业的容量有限，其经营性现金流和利润相对不够稳定，企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会投入到生产和销售之中，风险管理资源十分有限，继而导致其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从企业的风险管理意愿来看，则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者和决策者。即使企业具有一定的风险管理意愿，但受制于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源，也难以有效开展汇率风险管理。 笔者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及产品特性，以场景为出发点，应用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原则，提出以下贴合客户需求的一揽子保值解决方案。 独立小型出口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主营小家电制造的小型企业，主要业务模式为在境内市场购买原材料，并将产成品出口至海外市场。小家电制造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销售情况受国外客户需求影响较大，订单的稳定性一般，订单签约后的取消率约10%。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500万美元，其中80%为美元收入，销售账期以2—3个月为主。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企业为独立的小型出口商，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很难针对下一年订单做出预测，因此企业仅对已签约的销售合同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定量来看，年均汇率敞口约400万美元，期限2—3个月。相比企业整体主营业务收入，该汇率敞口占比很高，汇率风险保值的必要性很强。 保值方案建议： （1）企业仅针对已签约的订单进行保值，但考虑到订单签署后仍有10%左右取消的可能，因此可针对已签约订单设置80%—9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订单签署后10个工作日内，对美元应收账款的80%—90%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2—3个月，与现金流基本匹配。 （2）剩余敞口可待美元收入正式实现之时，叙做即期结汇对冲汇率风险。 大型企业供应链中的小型企业 交易背景：企业是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为某跨国制造业龙头企业集团的供应链企业，原材料部分采购自国内，部分采购自境外，产成品出口至海外，销售收入全部为美元。企业规模虽不大，但在该零部件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来源于跨国企业集团的订单稳定性较强，销售和回款长期保持稳定。近两年，企业年均主营业务收入约300万美元，境外原材料采购支出约100万美元，采购付款周期为2个月，订单签订周期、采购付款周期和销售回款账期均为3个月。 敞口测算：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主要来源于美元销售收入和人民币成本之间的错配。由于收付款时间较为稳定，极少出现延迟现象，因此境外采购的美元支出可部分抵消美元销售收入产生的外汇敞口，年均待结汇净敞口约200万美元。 保值方案建议： （1）由于企业订单稳定性强，每年年底可对下一年的贸易计划做出估算，但为避免过度保值，可针对贸易计划设置40%—60%的固定保值比率，在每年年初即按照贸易计划对估算外汇敞口的40%—60%叙做远期或期权交易，期限与订单和回款周期基本匹配。根据订单和回款周期，可叙做3/6/9/12个月期限的保值交易。 （2）正式签订订单后的10个工作日内，可针对60%—40%的剩余未保值部分，追加叙做远期结汇交易，交易期限与回款现金流基本匹配。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全球市场部 2024-05-22/safe/2024/0522/24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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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4期 作者:冯茜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2024-05-23/safe/2024/0523/24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