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外汇》2022年第4期 

作者:冯茜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