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外汇》2021年第2期 

作者:单菁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汇率往往会因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以及自身经济基本面的波动而大幅调整。过去一年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一度出现急剧上升，阿根廷、土耳其、巴西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国内经济及债务问题的夹击下，货币汇率遭受重创。鉴此，在新的一年中，企业需重视在新兴市场国家投资中可能面临的汇率风险，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

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管理难点

一是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是汇率风险的重要体现，主要源于时间的错配、融资与收入货币的错配、资产负债与母公司记账本位币的错配。汇率波动对企业的现金流价值和经营损益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从事跨境投资与运营的企业而言，由于项目涉及大规模的外汇需求与交易，汇率波动风险会贯穿于境外项目投融资和运营的全周期，主要包括前期境外投资的外币资金筹措风险，以及后续汇率变化对项目经济性、现金流自平衡以及财务报表的影响。以在泰国投资为例。如果能在境外直接以泰铢融资，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均为泰铢，则可实现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反之，如果先进行美元融资而后汇入泰国换为泰铢进行支付，就可能因汇率市场波动产生投入资金的换汇风险，以及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错配风险。

二是政策管制风险。除汇率波动风险外，对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而言，还需关注当地实行外汇管制措施给经营带来的影响。投资所在国对外汇兑换与进出的管制政策，会影响企业资本与资金流的收付运转，同时还可能影响企业的汇率避险操作。从中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实践看，不同国家外汇管制的目的与重点各有不同，部分管制措施会对企业经营甚至存续构成较大影响。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曾宣布所有在海外的马来西亚林吉特失去作为货币的价值，马来西亚非居民的林吉特账户之间的资金转移需要经过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批准，从而使林吉特无法在国外交易。该举措在削弱国际市场投机资本力量的同时，客观上也堵住了企业通过境外市场对林吉特汇率风险进行主动管理的渠道。

三是市场缺失风险。相较成熟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往往不够完善，增加了企业进行货币兑换、资金运作以及套期保值的难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即期外汇市场往往存在相对封闭、流动性不足以及币值波动大等问题，使企业可能难以在预期时间内以合理汇价换购相应的外币资金，甚至可能因资金无法按时交割而引发技术性违约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部分成熟度低、较为封闭的新兴市场，企业往往因受到金融机构服务能力、金融产品开放创新程度的约束而难以在当地金融市场以适当成本筹措资金，造成当地币种融资难、长期外币敞口管理难的问题。此外，就套期保值而言，企业在对新兴市场货币实施套期保值时，很可能遇到境外缺少该币种的离岸市场、境内市场规模小、衍生工具品种不齐备等问题；而在套期保值交易渠道方面，还可能会面临企业交易授信及交割问题。

系统化应对与关键点控制

鉴于新兴市场汇率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企业应增强主动管控意识，建立并完善汇率风险的管理应对机制，强化体系化管理和专业化运作，并做好对关键点的控制，将汇率风险管理嵌入到日常业务中，成为企业价值链管理的重要一环。

体系化管理

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风险的体系化管理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要明确管理原则。有效的风险管理不应被寄予获得超额利润的期望。企业对汇率风险的管理定位，应该坚持系统化思维，坚定风险中性理念，关注于企业汇率风险的整体平衡，着眼于“锁成本”而非“赌方向”，防范极端情况下超出承受能力的汇兑损失，降低汇率波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二是要树立明晰的管理理念。鉴于对新兴市场汇率风险被动管理的难度和成本，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应优先安排经营对冲和财务对冲。在经营对冲环节，应站在跨国经营的整体层面谋划境外产业布局及目标市场的进入选择，同时结合外汇、税务管制要求，合理设置境外新设企业的股权架构，投资的分红币种、频次、时点，以及经营退出安排，通过资产负债配比实现自然对冲与风险平衡。在财务对冲环节，要突出对风险的事前预防，在投资项目的前期设计阶段就对境外企业本位币设置、融资币种选择、商务合同安排、增资方式、还款安排、汇率走势假定等提出整体建议，减少不必要的风险敞口。

三是要统一管理平台。汇率风险管理属于企业司库职能的管理范畴，在组织架构上应体现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管理站位，通过总部专业化平台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单个项目提高到企业整体层面，最终体现为对企业整体风险敞口的控制和对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管理贡献。而要做到统一管理，就需要统一汇率风险管理的标准、操作流程和内部控制要求，形成常态化的风险敞口监测分析和市场研究报告机制，定期总结不同市场的得与失；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应持续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信息化投入，建立企业风险敞口及汇兑损益测算模型，逐步实现汇率风险敞口的可视化，提升迅速决策和行动能力。

对关键点的控制

一是通过记账本位币的合理设置与管理，规避企业长期外债导致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记账本位币是境外企业本外币的区分基础，也是测算汇率风险敞口的主要参考基准。虽然本位币在设置后不能轻易调整，但也并非一成不变，企业可根据项目所处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在遵从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管理。

以S公司记账本位币变更为例。S公司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位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矿业公司，其记账本位币为当地货币。S公司在并购后即开展矿产建设，融资来源为长期美元贷款，融资货币与未来的美元收入币种匹配，可实现现金流风险的自然对冲。而对于因融资货币与本位币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照会计准则，其在基建期间尚可资本化，暂不会影响利润；但在项目进入运营期后，由于当地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幅巨大，所产生的大额汇兑损益可能会使集团报表利润产生大幅波动。对此，G集团经充分研究后认为，由于股东投资与债务融资均为美元，项目在进入运营期后也以美元收入为主，因此项目主要收支币种结构已发生变化。据此，G集团与审计师及当地央行和税务机关进行了积极沟通，抓住S公司从基建期转入运营期的关键时点，成功将S公司的记账本位币变更为美元，从而在未开展保值交易的前提下，通过本位币变更，便有效规避了企业长期外债产生的巨额会计利润波动，增强了企业经营的稳定性。

二是通过融资结构的主动规划，实现汇率风险管理的关口前移。在设计融资架构时，投资于新兴市场的企业应优先考虑融资货币与收入货币的匹配，在收入货币为当地货币的情况下，争取项目当地市场的融资支持，增加当地货币资金的筹集比例。这既有助于通过自然对冲降低汇率的长期风险敞口，也有利于开拓当地货币的融资渠道，进而强化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保障，还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外汇交易成本，化解购汇所得不能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但在实务中，中资企业在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当地货币融资，普遍会面临当地银行授信有限、自身资信水平不够导致融资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以及当地货币融资利率过高等挑战，从而难以实现完全的风险自然对冲。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往往需要依靠中资或国际银行的资金支持或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在面临不同的融资渠道与货币选择时，企业可按照“建设期借强币、运营期还弱币”的思路，对不同货币的融资利率、市场流动性、近期强弱表现与基本面的相关性、跨周期的前瞻走势等，进行研判考量，合理选择融资币种。特别是投资境外新兴市场的基建项目，项目周期长，提款期与还款期会有较长的时滞，为企业套期保值提供了时间窗口。例如，当期先融入脱离基本面的强势币种，待后期融资币种汇率走势发生调整或转为弱势时，再开展套期保值交易锁定还款期的汇率。这对于企业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难以判断不同货币的长期走势时，企业还可通过融资币种的多元化进一步分散风险。

三是做好交易方案的准备与实施。企业在进行交易方案策划时，应对照汇率风险管理的原则与理念，明确阶段性的管理策略与目标，以此拟定交易方案，并持续跟进内外部的动态变化，不断完善、随需调整。交易方案应充分考虑市场的流动性与内控合规要求，清晰设定交易的启动条件、交易方式、交易金额、目标价格与实施期间等要素，重点把握好授权管理与交易对手的准入要求。鉴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评级普遍不高，企业在选择境外交易与资金清算银行时，可重点考虑国际信用评级A级以上的金融机构，以及对企业有授信支持的当地合作银行。为满足紧急情况下的需求，还应制定应急的可替代预案，并确保各项预案随时能够进入“起跑”状态。如，针对交易实施后可能因项目的投资并购前提条件未得到满足而被迫取消项目交割的极端情况，应设置反向平盘的风险预案，以避免造成投机性的非实盘交易。

在交易实施时，应根据市场情况与交易银行充分进行沟通，密切跟进具体的交易窗口选择、下单操作、成交情况，确保交易状态的可知可控。涉及重大或紧急的交易，应充分考虑市场流动性等不利因素，严格管控信息的外泄风险，通过拆单式的隐蔽交易，有策略地保护和掩饰交易意图，降低外界对己方交易规模的猜测，避免大额交易实施造成对己方的不利波动。此外，为进一步强化交易的资源保障，减少不确定性，企业还应努力提升境外资源的获取与支持能力，形成前中后台的密切联动。中资跨国企业可考虑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设立境外投融资与资金管理平台，作为企业外汇调度的大后方基地，在加强境外区域资金集中管理的同时，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境外资金的灵活配置，并在境外企业需要时提供紧急资金支持，提升境外资金筹集和外汇资金管理的应急应变能力。

以E项目并购换汇为例。E项目为G集团境外并购的新兴市场国家能源项目，该项收购交易达成时间紧、交割难度大，G集团需要在收购协议签署三个月内一次性支付总额高达数十亿等值美元的当地货币。企业在设计交易方案时面临着多重挑战。一方面，当地币为强管制货币，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流通，如在境外融资，G集团必须以外币入境再换汇成当地币进行交割；如在当地融资，短期内又无法获得如此巨额的授信支持。另一方面，由于项目交割时间紧迫，收购事项又已向市场公告，而当地外汇市场日均交易规模仅为数亿等值美元，大额交易需求容易给市场带来当地币的升值预期，如果在市场上频繁大额购汇，更容易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风险，造成汇价的过度反应。面对换汇规模大、时间短、小币种巨额交易实施困难等一系列挑战，G集团在交易方案设计阶段，就对不同交易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比对，制定了包括推动两国央行间货币互换、与当地央行场外交易、当地银行本币搭桥贷款等多套可替代方案，基本涵盖了各种可能情况下的应对方案。同时，在交易方案实施前，G集团还在对各银行的交易能力与内控流程充分评估的基础上，确定了主要的合作银行，并调动与该银行不同属地行的业务资源合作，促其高效通过了内部审批和交易准备，完成了交易渠道的搭建，为后续信息的有效传递和交易交割的快速达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交易实施阶段，G集团抓住最佳操作时机，在出现市场机会时快速决策，通过远期与即期交易分步完成了数十亿美元的当地币购汇交易，在确保并购资金及时到位、提前锁定换汇汇率的同时，还额外实现了当期汇兑收益，与项目交割时汇率相比，节省成本达数亿美元，并以市场化的交易措施，有效避免了换汇交易对外汇市场的扰动。

作者单位：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