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刚才从背景材料中看到，下一步外汇管理部门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经济主体提供最大的便利，不过目前人民币有升值预期，不可避免地会吸引一些套利资本的进入，我想问一下外汇管理局，如何协调防范热钱冲击和贸易投资便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
易纲：问题是关于怎么样提供便利化，同时又能够防止热钱。大家知道，中国已经高度融入了全球经济，如果我们从贸易、出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上来看，中国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中高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中国的出口、外商直接投资这些活动都是非常频繁的。另外，中国有很多劳工在外面，有海外留学生，有港澳台同胞，我们同时也有几千万的华侨华人。所以在这样的开放经济下，从外管的角度看，必须要给经济提供便利，提供贸易上的便利，以及投资上的便利，还有经济活动的便利。
怎么能够既处理好提供便利，又要防止热钱的关系呢？我们考虑问题要从全球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在外汇管理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方便企业、方便居民的原则。很多朋友有一个印象，好象中国外汇的结汇是强制的，实际上这个印象是不对的。
强制结售汇已经是一个完全过时的概念了，现在我们企业出口收汇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保留外汇或者是结汇成人民币，这是根据企业的需要决定的。另外，我们企业进口用汇、购汇，也是在真实背景下敞开供应的。老百姓出国旅游、子女在外面上学交学费等等这些都是敞开供应的。目前，还有一个真实贸易背景的审查，但是从这些经济活动来说，他们用汇、购汇、保留外汇、结汇应当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就是进一步简化手续，使得在真实贸易投资背景审查的过程中更加方便，我们的目标是要使得绝大多数正常经营的企业退出这种复杂的手续，使他们感到进出口收汇、结汇、购汇都非常方便。同时，有关部门又要对中国的货币流和资金流进行分析和检查，能够切实控制住风险，就是要兼顾这两个目标。
总结来说，就是要方便企业、方便贸易、方便投资，这些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风险可控、金融安全是我们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的底线。谢谢。
道琼斯通讯社记者:我们知道中国的中投公司（CIC），主要是管理经营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也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我的问题是，外汇局是否有计划对中投公司进一步进行注资？第二个问题，您能否给我们解释或者是澄清一下，中投公司和中国在香港注册的另外一家管理主权财富基金公司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易纲：现在中国的中投公司、外汇储备、社会保障，都有在境外的投资，就形成了在国家资产层面上的一个多元化的局面。当然在民间层次，我们的基金、银行、金融机构在海外也都有一些资产。我觉得这种多元化的格局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效率，这样大家的分工各有不同，在职责上和投资方向上也各有侧重，而且是互补的。这样的格局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提高效率，有利于从整体上分散风险，能够使得投资更加均衡。当然，我们中国未来的方向是更多的增加民间的投资，这样更好。因为我们现在海外的资产很大的比例还是国家在投资。实际上未来的方向应该更注意增加民间的投资。
至于你说的对中投注资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在研究中，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可以告诉你。
中央电视台记者:请问我们的外汇储备在金融危机中是否遭受了损失，外汇储备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如何采取措施确保我们外汇储备的安全？
易纲：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几十年不遇的一场大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各种各样的投资肯定都要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外汇储备经受住了这次严重金融危机的考验，保持了资产的总体安全。2008年和2009年，可以说这两年是危机冲击最严重的两年。我们都实现了在“保本”的基础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
我们最重要的管理方法是把资产配置好。在资产配置上要强调分散风险；在货币层次上，我们有美元、欧元、日元、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是一个分散的组合。
在货币层次上的配置，我们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外资、外贸、外债和对外支付的比例，并且货币的配置还要考虑投资市场的容量，这是在货币层次上的分散化和配置。
第二个层次是在资产层次上配置，你决定了货币的配置之后，你要决定你的资产投什么，比如说政府类、机构类、国际组织类、公司类、基金类等等的资产，也要把一个资产配置好。通过一个分散化的配置，可以达到“东方不亮、西方亮”分散风险的“此消彼涨”的结果。在投资中，我们没有投资次贷、CDO等这样高风险的产品，对风险的防范和管理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俄罗斯阿尔法电视台记者:人民币汇率问题近年来成了国际上的热门话题，美国方面一直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然而截然相反的是，我在俄罗斯的同事们多次谈到非常担心人民币的升值，原因是人民币一升值，他们到中国的采访或旅行的费用就会增加。请问易行长，不知道是美国有道理还是我的俄罗斯同事们有道理？
易纲：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温家宝总理和周小川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个问题不仅像你说的，俄罗斯的意见和美国的意见不一样，实际上在中国内部，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区，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
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你刚才讲的这种意见以及市场上对供给和需求各种不同的判断都要在市场上去交流，由市场决定未来的走势。总体上，我们会不断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金融时报记者:您刚才提到热钱的问题，您能否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大规模的热钱流入境内，目前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能否有效阻击这些热钱？
易纲：关于热钱的定义，也是有很多争论。在一个资本完全开放的国家，以短期投机为目的而流进、流出的钱是热钱，而中国资本项下还没有完全实现可兑换，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在中国的热钱在很多的情况下往往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比如通过经常项目、FDI、个人等渠道流进来的。当然也有通过地下钱庄流进来的，所以在资本管制下的热钱和在资本完全可兑换情况下的热钱，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你刚才问的热钱规模，现在社会上最流行的一种方法是所谓“残值法”，就是说我们看一年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多少，然后减去贸易顺差，减去FDI，剩下的就是热钱。这是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对热钱估算的方法。
现在我也看到有许多学者对这个方法也进行了说明，认为这个方法不够科学，比如说学者提出“残值法”漏掉了很多项，如比较重要的项有个人的外汇收入，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筹集并调回国内的资金。另外，中国有这么多的外汇资产，不管是国家的也好，还是社会的也好，外汇的资产每年要有收益，这也是要扣除的部分。
还有，我们看到的外汇储备是以美元为报告货币的，刚才我讲了，我们的货币实际上是分散化的，有美元、欧元、新兴国家货币等多种货币，这个货币币值的变动或者资产价格的变动也会影响外汇储备。所以我希望在估计热钱规模的时候，用的方法能够进一步的改进。
我认为跨境资金流动要分两种，一种是合法合规的正常流入，另外一种是违法违规的。根据长期的观测，我国跨境资金的流动大部分是合法合规的，是合理的，是在我们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可以解释的。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违法套利的资金混入。
防范热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标本兼治，需要多部门共同配合打击热钱。
香港日报记者:接着您刚才的话题，现在有合法合规的，境外和内地的资金交流，也有违法违规的。但很可惜，包括本人在内，香港的地下钱庄是合法的，我可以到旁边的药店，我用了100万的人民币，只付60元人民币，当天一个小时之内就汇到内地的个人账户。我的问题是，既然是地下钱庄、地下渠道，外汇管理局和香港金管局都没有一个可靠的测算数字，会不会这个数更大呢？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CEPA基础上，香港和广东省可以先行先试。温总理也说，我们是一个金融试验田。易行长能否很快在香港和广东开一个合法的渠道，让“地下水”走向地上呢？谢谢。
易纲：谢谢你的问题，在香港也要区分合法的兑换点和地下钱庄，香港的大街上满街都是外币兑换点，那些外币兑换点大多数也是合法的，他们由香港警察署管，不是金管局管的，香港那些兑换点很方便，是合法的。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你看不见的地下钱庄。如果你很方便地在街上就把钱换了，那是兑换点。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应当和香港的有关当局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在中国大陆，我们现在也在推行小额外币兑换点的试点，大家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北京、上海，最近好几个城市都在推动这件事儿。旅游者可以在机场等地兑换，就是为了方便市民、方便社会。在这个网络建立起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缓解这一问题。
要真正治理好热钱，实际上还得发挥市场机制，一是我们要调结构，二是要完善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更多的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热钱存在的根源。
还有，就是要求我们的银行、金融、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服务要提高效率，为人家服务好，价格要低，信用要高。我想，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服务都非常好了，地下钱庄、非法兑换点存在的必要性就会少了。
中国经济网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人民币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还没有开放，我想请问这个进度是否因金融危机而延缓了？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下一步有何举措和计划？谢谢！
易纲：稳步推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是我们的既定方针。这可以一直追溯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人民币最终要成为可兑换货币，1996年我们实现了经常项下的可兑换，此后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和推动资本项下逐步可兑换。
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确实学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发生了一些疑问，甚至有些学者提出资本管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资本管制，来论证管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觉得，这种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资本自由流动的反思，是对危机的一种总结和反思。
稳步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没有改变，这场危机发生的事儿和大家对这个事儿的反思，使我们在推进资本项下可兑换过程中更加稳妥，一些事情做得更加安全。
法新社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在2009年是下降了，您是否预期今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会进一步下降？第二，有一些美国的银行家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大额的国债，对于美国是一种威胁。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评论的？
易纲：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国债市场。我们外汇储备的规模比较大，可以想象，美国国债市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买进和卖出美国国债，是我的投资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是完全正常的。
至于说美国财政部报告的数据，由于我不了解它的统计方法，所以我不便评论。
这是一个市场的投资行为，我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政治化，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投资者，在这种投资的过程中，完全可以达到一个互利双赢的结果。
中国黄金报社记者:感谢主持人，给黄金行业媒体一个机会。我想问一下易纲先生，根据我们的材料看，到2009年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将近2.4万亿美元，而黄金在外汇储备当中的比例还不到2%。我想问一下，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看，我国是否应该进一步增加黄金储备？另外，您在金融危机到现在经济回暖之后，如何看待黄金在当中发挥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易纲：谢谢你的问题。我国现在公布的黄金储备是1054吨，在世界上排名第五。在过去几年，我们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也增持了400多吨黄金。大家知道，原来我们对外公布的数是600吨，现在我们是1054吨，这400多吨是过去几年增持的。我国是全球产金第一大国，一年黄金的产量300多吨，我国也是全世界黄金消费的第二大国，仅次于印度，我们一年消费400多吨的黄金。很多研究表示，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民间现在积累的黄金要大大超过3000吨。
应当说，黄金是一个不错的资产。但是，目前要是从国家的层面、从外汇储备的层面增持黄金，我们受到了以下的限制：第一，黄金的储备实际上不可能成为我外汇储备投资的主要渠道，我现在1000多吨的黄金储备，即便是把它加倍，1000多吨黄金的现在市值是300多亿美元，那么我的黄金占储备的比例也不过是从百分之一点几提高到了百分之二点几。
第二，世界的黄金市场容量是很有限的，如果我大规模购金的话，肯定会推高全世界的金价，而中国的金价是和世界接轨的，一旦世界金价推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去百货商场买首饰、买小金条，就会面临金价上涨。黄金现在零售柜台上大概是290块人民币一克，如果黄金价格不断提高，那老百姓去柜台上买金的价格也会提高。这对中国的老百姓的影响，也应该有所考虑。
买过黄金的朋友都知道，几年以前，黄金在中国零售价是100多块钱（人民币）一克，后来涨到200多块钱，现在是290块钱一克，接近300块钱一克了。黄金在最近几年的价格涨得很快，如果我们看过去三十年黄金的价格，实际是大起大落，作为投资，它的收益要看30年的话，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收益。所以，总结起来看，对于很多朋友增持黄金的建议，我们会根据市场的情况慎重地考虑。
第一财经记者:请问易行长，关于外汇储备使用的问题，因为温总理曾经提出要将外汇储备用于促进经济建设，请问在这方面有哪些应用的渠道和方式？第二个问题，关于人民币结算试点的问题，在推进的工作中，外汇管理局主要承担了哪些工作？如何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易纲：关于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大家看到各方面的反应都很积极，企业、金融机构、我们在境外的对手方都有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这个需求，大家对这个事儿反应都很积极。我想应当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我们从政策上过去是有一些障碍，我们现在也不用说再用行政力量大幅地推行它，但我们把过去的障碍挪掉，让市场选择它以什么样的货币结算，以什么样的货币进行交割最好，这样我们变成了一个市场的支持者，让市场、企业、对方选择什么，什么可以做。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试点，会不断地增加市场需求，大家会不断地看好这样的形势。
毫无疑问，外汇储备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分清外汇储备不是财政资金，它对应的是中央银行的人民币负债，所以它的使用上不能像财政拨款那样无偿地划拨、不能无偿地使用。
另外，外汇储备在形态上是外汇，也就是说，它如果花在国内，就要换成人民币，如果花在国内换成人民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二次结汇的问题。外汇储备怎么支持国民经济呢？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我们能够很好地抵御危机，抵御金融风暴对银行业的冲击，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另外，有这么强大的外汇储备，企业的用汇、购汇、企业对外投资，都可以没有限制，让他们有充分的资源，只要经济上合算，只要是市场行为，就可以用人民币购汇，去投资，去进行经济活动。还有外债等对外支付的需要，都能够得到保障和满足。
当然，我们的本职工作是管理好风险，使得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外汇储备收益是并央行大账的，央行的净利润是依法交给财政的。财政的资源多了，财政可以用于民生等最需要的地方。
香港日报记者:请问易行长，外汇储备有没有可能再次对中央汇金公司进行注资，以配合其他几家大型商业银行配售计划？第二个问题，外汇管理有哪些与中国资本市场相结合的计划？比如说国际板或者是跨境ETF？
易纲：我刚才回答了对中投的注资，那位外国朋友提出来的问题。不管是对中投也好还是对汇金的注资也好，现在都没有明确的说法。我想，外汇储备的运用和国内资本市场，和你提到的国际板，虽然不能说一点联系没有，但联系不大。
新京报记者:关于您提到的收益问题，我想转述一个不同的观点，发改委的副主任张国宝在两会期间提到，我们有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预算报告上的收益只有600多亿人民币，按1%的比例都不到这个数。第二个问题，我们采访一些企业和外贸方面的专家，他们说我们的外汇管制还是偏紧的。我想问今年有没有新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出去，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
易纲：谢谢你的问题。你的第一个问题，张国宝先生说的683亿人民币回报，和外汇储备的收益完全是两码事。权威的解释应当是由财政部来解释，这是财政部报告里的数字。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理解，这683亿人民币是当年在创立中投公司的时候，经人大批准，财政部发行了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而国宝同志讲的683亿人民币，是对1.5万亿人民币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一年就是683亿。因此，它和外汇储备收益是两码事。
我和我的同事正在研究你提的第二个问题，有些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在走出去中是不是还是感到不方便，他们换汇只要牵涉到外汇局，我们都很快可以解决。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外汇充裕的条件下，没有理由不给市场上有需求的企业在用外汇的方面予以方便。我欢迎记者朋友提这方面的问题，我也欢迎企业家提这方面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都会很快地研究予以解决。
印度时报记者:第一个问题，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避免与外汇相关的“洗钱”行为的出现？第二个问题，在2009年中国有多少外汇储备是被投入了中国的公司，用于支持对外的投资和外汇开展？
易纲：中国最近有反洗钱法，而且我们也加入了相应的反洗钱国际组织。我们反洗钱的方法是和国际接轨的，而且我们对金融机构和一些主体的要求都是完全参照国际惯例进行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是市场行为，不管是央行还是外汇局，我们的政策是创造一个方便、宽松的环境，使得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时候，能够较好地得到银行的服务，央行和外汇局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最大限度地方便银行、方便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但是，要分清楚他们的投资是市场行为，是自负盈亏，他们对自己投资的钱要负责的。
台湾工商时报记者:前几天周小川行长提到人民币汇率政策从非常规性转向常规性，请问是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下考量两者进行转换？
易纲:你很关心中国大陆，这个问题和台湾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周小川行长对这个问题的阐述非常详细，我的阐述不可能超过周小川行长。（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