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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外汇管理政策的有效传导，提高外汇指定银行经常项目外汇政策合规经营意识和能力，促进银行审慎经营，大连市分局于2018年11月30日举办了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培训会。市局经常项目处、所辖分支局经常项目外汇业务相关人员及全辖各外汇指定银行国际业务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等共计200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2018-12-03/dalian/2018/1226/7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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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三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外汇局积极适应外汇管理新常态，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同时，不断深化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稳步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促进跨境投融资自由化便利化。经过持续深入的改革实践，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显著成效。目前，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融资逐步转向宏观审慎管理，跨境证券投资渠道不断拓展。 直接投资外汇管理率先实现基本可兑换 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局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主动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协调推进投资便利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基本可兑换。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外汇局一方面积极“引进来”，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构建以登记为核心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体系。2012年底，外汇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大力精简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前后共取消35项、简化合并14项行政审核子项，建立起与扩大开放相适应、具备有效管理且社会成本较低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模式。2015年6月起，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外汇管理部门实施间接监管。上述改革实施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实现了基本可兑换。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95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外汇局积极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真实合规的境外直接投资。2009年7月，外汇局发布《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初步建立起以登记为核心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框架。2015年6月，进一步将境外直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业务下放银行办理。由此，境内机构“走出去”在汇兑环节已无管制，大大便利了境内机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2017年，外汇局配合多部门有效抑制重点领域非理性境外直接投资，在满足真实合规境外直接投资需求的同时，促进跨境资金有序流动，有效防范风险。2018年6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中，直接投资资产近1.52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资产总额的比重达22%。 逐步建立并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将引入外部资金发展本国经济与切实防范外债偿付风险这两个目标有机统一起来，确立了外债登记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统筹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的前提下，外汇局稳步推进外债管理体制改革，参照国际通行标准建立了外债管理和统计框架。 为大幅简化外债登记管理，建立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外汇局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于2013年5月，全面取消外债账户开立、资金结汇和还本付息等业务审批事项，大大简化了外债业务办理流程，减轻了银行和企业负担；2016年，外汇局配合人民银行，抓住改革窗口期，通过地区试点、以点带面等方式稳步推进外债规模管理方式改革，适时建立起以“统一管理、自主举债、意愿结汇、负面清单”为主要特点的本外币一体化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基础上，便利境内机构跨境融资，切实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8705亿美元，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为加大对“走出去”企业融资支持，2005年8月，外汇局顺应市场需求全面扩大政策适用范围，明确将金融机构及跨国公司对外担保管理方式由逐笔审批调整为年度余额管理，便利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开展跨境担保业务。2014年进一步改进跨境担保外汇管理，取消跨境担保的数量控制、大部分业务资格条件限制和所有事前审批，仅保留登记管理要求。同时，坚持放管结合，规范担保人尽职审查要求、担保项下资金用途负面清单等管理，有效防范相关风险。由此，跨境担保项下实现了基本可兑换，较好地助力解决企业境外融资困难、授信不足等问题。 2018-12-10/dalian/2018/1210/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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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支持外贸新业态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新型支付技术的迅速兴起，个体化、多样化、电子化成为发展趋势，以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商品交易所等为代表的贸易新业态蓬勃发展。 外汇局积极贯彻党中央“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秉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积极探索完善适应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管理模式和服务体系，促使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释放。 外汇局支持培育外贸新业态快速发展，助推外贸转型升级和贸易强国建设。具体来说，一是“扩主体”：开放外汇结算资质。如放宽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和境内个人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办理贸易收结汇，允许个体工商户凭运输单据等办理结汇。二是“拓渠道”：拓宽新业态外汇结算渠道。如允许第三方支付机构代理客户办理收付汇，允许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内的电商在线上综合服务平台报备后自行收汇，突破“谁报关谁收汇”原则。三是“转思路”：探索适合贸易创新领域的管理思路。如制定关于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实物交割外汇管理操作指引，结合期货交易实物交割特点，以交易数据代替报关单作为审核真实性的手段，确保特定品种期货交易顺利开展。 此外，外汇局积极贯彻“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加快电子化管理步伐。一是允许银行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时审核电子单证，进一步促进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满足银行和企业办理外汇业务电子化的需求。二是适应通关无纸化改革，协调海关向银行开放进口报关电子信息，便利银行运用大数据进行贸易付汇真实性审核。三是大力推进电子银行渠道建设，方便个人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和自助终端等非柜台渠道办理结售汇业务。目前，电子银行渠道的结售汇已占个人结售汇总额的80%左右，大大节约了个人往返银行的成本及排队等待时间。 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长期以来，经常项目跨境收支规模在我国国际收支总体规模中占比八成左右，在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稳定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信心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外汇局按照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在创新事中事后非现场管理、开展高风险业务专项核查、优化升级业务管理系统、深化跨部门联合监管等方面多措并举，实现防风险与促便利、稳市场与推改革协同发展，有力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市场稳定。 一方面，外汇局强化异常交易专项核查。紧密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市场资金流动变化，持续针对离岸转手买卖、出口不收汇、大额预付货款等高风险业务，强化监测分析和专项核查，及时处置违规行为。如2016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汇形势，共现场核查企业1万多家，降级违规企业1000多家，向相关部门通报异常企业700多家，并处罚相应的违规银行，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另一方面，外汇局加强上下游跨部门联合监管。与海关、税务、工商等部门签订合作备忘录，建立信息共享、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机制，加强对异常企业的联合处置力度。如2017年，外汇局向海关、税务和工商等部门通报2261家货物贸易异常企业，根据提供的服务贸易收付汇数据，海关对4699家企业进行排查，追缴关税30亿元人民币，税务部门追缴税款13亿元人民币。 展望未来，外汇局表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主动适应全面开放新格局，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水平。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0/dalian/2018/1210/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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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经历长期“双顺差”后趋向基本平衡 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态势。1982年至1993年，我国经常账户差额有所波动，个别年份出现逆差。但1994年以来，经常账户开始了持续至今的顺差局面。其中，1994年至2007年，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由1%左右提升至9.9%，外向型经济特征凸显，在此期间也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应降低对外需的依赖，更多转向内需拉动。2008年起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逐步回落至合理区间，2017年降至1.3%，2018年上半年为-0.4%，说明近年来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也是内部经济结构优化与外部经济平衡的相互印证。 我国跨境资本由持续净流入转向双向流动。在1994年经常账户开启长期顺差局面后，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也出现了长达二十年左右的顺差，“双顺差”一度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标志性特征。在此情况下，外汇储备余额持续攀升，最高接近4万亿美元。2014年以来，在内外部环境影响下，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持续了近三年的逆差，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转为顺差；同时，外汇储备也从2014年历史高点回落，2017年转为上升，2018年以来总体较为稳定。 上述调整也引起了我国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2018年6月末，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占比为46%，较2013年末下降19个百分点；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占比分别上升11个、3个和5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外资产的分散化持有与运用。同时，2018年6月末，对外负债中的证券投资占比较2013年末上升12个百分点，其他投资占比下降9个百分点，国内资本市场开放的成果有所显现。 经受三次外部冲击考验 国际收支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状况保持总体稳健。历史上，国际金融市场震荡曾对我国国际收支形成三次冲击。一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年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出现63亿美元小幅逆差，但由于经常账户顺差较高，外汇储备稳中略升。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美债务危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三是2014年至2016年美国货币政策转向，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问题，我国外汇储备下降较多，但国际收支支付和外债偿还能力依然较强、风险可控。 可以看出，日益稳固的经济基本面和不断提升的风险防范能力是应对外部冲击的关键。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产业结构比较完整，为应对外部冲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合理，抗风险能力较强，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在1982年至2013年储备上升时期，贡献了63%的因交易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额，2014年以来也起到了对冲资本外流的作用。此外，我国外汇储备充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已是全球第二位，2006年起超过日本位居首位，使得我国储备支付进口、外债等相关警戒指标处于安全范围内。第三，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完善，逆周期调节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经验逐步积累，防范和化解风险取得了较好效果。 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提升，我国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国际收支有望在中长期内继续保持基本平衡。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0/dalian/2018/1210/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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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一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我国逐步建立起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以服务实体经济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宗旨，以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底线，以统筹兼顾便利化和防风险为基本原则，经过40年的努力，在外汇市场建设、经常项目改革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经受住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高强度、区域性、全球性外部冲击的严峻考验。为系统回顾总结和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外汇管理工作取得的成就，本报将以“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为主题刊登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涉外经济蓬勃发展。从国际收支数据的变化来看，我国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融资规模升至世界前列，国际收支逐步趋向基本平衡，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提升。 国际收支交易从小变大、由弱变强 实现巨大飞跃 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了解一国涉外经济状况最重要的分析数据之一。我国自1982年开始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198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04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位居20多位。此后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近20年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5%；2001年至2008年，对外贸易进入高速发展期，年均增速达26%；2009年至2017年，对外贸易在波动中逐步趋稳，年均增长10%；2018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同比增长15%。从国际比较看，2017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4.64万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位居第2位。 改革开放以来，跨境直接投资先行先试，债券投资和贷款逐渐放开，证券投资随着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的引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稳步增长。 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渠道不断丰富，各类跨境投融资活动日益频繁。以直接投资为例，上世纪80年代国际收支统计的外国来华直接投资年均净流入二三十亿美元，90年代升至每年几百亿美元，2005年开始进入千亿美元，中国逐步成为全球资本青睐的重要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在2005年之前年均不足百亿美元，2014年突破千亿美元，体现了国内企业实力的增强和全球化布局的需要。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自2004年有数据统计以来，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年均增长17%，2017年末规模合计12.04万亿美元，2018年6月末进一步上升至12.34万亿美元。从国际比较看，2017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规模在全球排第8位，并成为全球第三大净债权国。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0/dalian/2018/1210/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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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证券投资项下可兑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合格机构投资者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多渠道多层次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力提升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相互融合水平。目前，除境外机构境内发行股票、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工具外，证券投资其他交易已实现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 一是实施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支持境内企业到境外资本市场融资。2013年以来，外汇局持续推进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改革，在登记、账户、资金汇兑等方面实施多项简化措施。2016年，针对境外上市所涉及境内基石投资者有关用汇需求作相应安排，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财务杠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二是推出并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等制度安排，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从2002年开始，逐步推出并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在核定的投资额度内参与跨境证券投资。截至2018年10月末，共有286家QFII机构获批1002.56亿美元额度，203家RQFII机构获批6426.72亿元人民币额度，152家QDII机构获批1032.33亿美元额度。 三是构建内地与香港多渠道、多层次的跨境证券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促进两地市场深度融合。从2014年开始逐步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投资者直接参与跨境证券投资。2015年7月，推出内地与香港证券投资基金跨境发行销售机制（即“基金互认”），标志着集体投资类证券项下“居民在境外发行”以及“非居民在境内发行”两个子项实现部分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新突破。2017年7月，“债券通”正式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和深度融合，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投资渠道。 四是支持境内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配合境内原油期货等特定品种期货市场开放，自2015年起，外汇局完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商品期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对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特定品种期货交易不设投资额度限制，资金汇出汇入无需审批，有力支持了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 五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实现进一步开放。2016年5月，向境外投资者进一步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不设行政许可和单家机构限额或总限额，仅保留备案和外汇登记要求，大大便利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展望未来，外汇局表示，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以渐进式改革思路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大力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同时，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来源：金融时报） 2018-12-10/dalian/2018/1210/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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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外汇管理改革开放事业新篇章”专题报道之二 记者 周琰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经济往来和人员交往越来越密切，外汇管理部门积极转变管理理念和方式，不断优化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先后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推出重大外汇管理改革，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为对外贸易和交往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持续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逐渐步入“快车道”。为适应涉外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部署，外汇管理部门科学调整管理理念和方式，稳步扩大居民贸易用汇自由度，持续推进经常项目便利化改革，支持对外贸易发展。 首先，逐步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1979年，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部门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额度，以解决发展生产、扩大业务所需要的物资和技术进口需求。1994年，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允许企业凭有效单证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1996年，我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宣布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对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通过改进外汇账户开立和限额管理，逐步扩大企业保留外汇自主权。2006年，允许企业直接到银行开立外汇账户。2007年，取消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允许企业根据经营需要自主保留外汇。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外对我国改革开放光明前景的信心。 其次，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2012年，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取消进出口逐笔核销制度，建立“总量核查、动态监测、分类管理”的管理体系；2013年，服务贸易外汇管理将业务审核权限全部放给银行，同时大幅简化单证审核。两项改革给予绝大多数合规经营企业充分便利，企业办理业务平均时间缩短75%以上，往返外汇局、银行间的“脚底成本”大幅减少，人力投入减少三分之一，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最后，开展支付机构跨境外汇支付试点。2013年，在北京、上海等5个地区开展试点，允许支付机构通过银行为小额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双方提供外汇集中收付和结售汇服务，201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并下放审核权限、提高单笔限额、扩大业务范围。截至2017年末，全国共有33家支付机构参与试点，累计办理跨境外汇收支438亿美元，极大地促进了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2018-12-10/dalian/2018/1210/7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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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宁波明辉矿业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2月至3月，宁波明辉矿业有限公司使用无效单证，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273.71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92.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7：宁波诗顶进出口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9月，宁波诗顶进出口有限公司伪造海运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388.1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127.3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8：江苏五洋集团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7年9月，江苏五洋集团有限公司构造进口合同，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200.07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第三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65.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9：香港籍周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4年8月至2016年8月，周某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违规金额折合1401.21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140.12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0：广东籍杨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杨某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购买美元，违规金额合计453.07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31.71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2018-12-07/dalian/2018/1207/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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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江苏籍徐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徐某在澳门赌场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违规金额折合265.98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32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2：辽宁籍冯某非法买卖外汇案 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冯某在澳门赌场通过地下钱庄多次非法买卖港元，违规金额折合1081.79万元人民币。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构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处以罚款130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3：上海籍周某分拆逃汇案 2015年1月至12月，周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21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非法转移资金合计104.96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3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4：上海籍沈某分拆逃汇案 2016年1月至7月，沈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34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用于购买境外房产等，非法转移资金合计204万加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51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案例15：吉林籍隋某分拆逃汇案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隋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利用173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用于购买境外房产等，非法转移资金合计1205.65万加元。 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七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00.9万元人民币。对其实施“关注名单”管理，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2018-12-07/dalian/2018/1207/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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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银行合规经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提升银行业务水平。近日，眉山市中心支局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眉山分行开展了外汇业务政策培训，针对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常见业务问题和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讲解。 2019-01-02/sichuan/2019/0102/7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