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外匯》2022年第20期
作者:張華 鄧益 高興
中資跨國公司建立體系化、精細化的外匯風險量化管理,有助於企業集團更好地識別外匯風險,制定更有針對性的風險管理策略,以降低匯率波動給集團現金流以及會計報錶帶來的不確定性。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通過投資、併購等方式在海外設立子公司及分支機構,布局海外實體產業,逐步成長為跨國企業集團,企業面臨的外匯敞口不斷擴大,需要管理的外幣種類也不斷增多。當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與複雜性疊加,中資跨國公司面臨更具挑戰的外匯風險管理環境。實施有效的外匯風險管理、穩定企業經營成為中資跨國公司面臨的迫切課題。建立一套良好的外匯風險識別、外匯風險敞口度量的量化管理體系,是中資跨國公司“走出去”外匯風險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石,有助於中資跨國公司提前研判外匯風險影響,並作出相應決策,有利於企業集團實現整體外匯風險敞口的可控。
外幣貨幣性資產和負債敞口測算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21號——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以及《企業會計準則19號——外幣折算》關於財務報表中外幣交易折算的相關規定,“外幣貨幣性資產和負債(又稱外匯敞口)”採用資產負債表編製日的即期匯率(即記賬本位幣與外幣之間的匯率)將其折算為記賬本位幣,編製報表日的折算匯率與期初匯率或交易發生時匯率不同所產生的差異記入利潤表中的匯兌損益科目。
對海外業務較少、以國內經營為主的中資企業來說,通常非人民幣即為外幣,外匯風險敞口較易識別,但該外匯敞口統計方式在跨國公司中存在局限。一方面中資跨國公司往往由多家境內、外成員企業組成,外幣的資產、負債構成複雜,涉及不同的貨幣對,不能單純以非人民幣作為外幣敞口。另一方面不同的外幣敞口存在內部抵消對沖的可能,且不同的外幣敞口也會在編製報表日對利潤表的匯兌損益科目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筆者所在團隊在分析中資跨國公司經營特點的基礎上,嘗試引入記賬本位幣作為構建各成員企業外匯風險敞口的統一基準,以便於集團公司對外匯敞口的統一管理。中資跨國公司外匯敞口測算可參考以下方式:
首先,確定中資跨國公司各成員企業的記賬本位幣以及其對應的外幣貨幣性資產和負債。例如某成員企業記賬本位幣為美元,則非美元(如人民幣、歐元)貸款就是該成員企業的外匯敞口。
其次,根據中資跨國公司各成員企業記賬本位幣,統計其外幣貨幣性資產和負債項目及對應的金額,包括但不限於銀行存款、貸款、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委託貸款等,即可計算得出外幣敞口的初始規模。如下假設本位幣為人民幣的中資跨國公司某成員企業的歐元、美元淨敞口(見表1)。
再次,按照上述步驟匯總各成員企業的本位幣和外幣敞口數據,進而可建立不同本位幣下各幣種的外幣敞口矩陣。如果金額為正,則代表敞口方向為資產方向;如果金額為負,則為負債方向。例如表2,所有以人民幣為本位幣的成員企業的歐元貨幣性資產敞口為100000萬元。
最後,將不同幣種的外匯敞口進行匯總。由於中資跨國公司一般合并報表採用的本位幣是人民幣,於是按照統計時點匯率(一般為相應時點各幣種兌人民幣的匯率)統一將相應外匯敞口幣種金額折算為等值人民幣。從表3可見,該中資跨國公司的歐元敞口為持有不同本位幣的成員企業所有的歐元敞口(折等值人民幣)減去所有以歐元為本位幣的成員企業的其他幣種的敞口(折等值人民幣),即等值47.06億元人民幣(70.2+7.02-2-28.16)(見表3)。其餘幣種的淨敞口測算方式同理可得,即每個幣種的淨敞口等於上述數據的縱列減橫排。
上述外匯敞口統計模型需將銀行存款、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委託貸款等貨幣性資產和負債均納入統計口徑,一方面外匯敞口整體測算的覆蓋面更加廣泛、準確度也進一步提高,為中資跨國公司外匯風險管理提供了及時、直觀的敞口資訊;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挖掘集團內部不同成員公司之間潛在的外幣敞口反向自然對沖的機會,為集團提高外匯風險管理效益提供了有效抓手。中資跨國公司可在集團層面,通過合理設置本位幣的方式實現集團內部風險敞口對沖,以降低集團整體外匯風險敞口。
外幣現金流敞口測算
現金流風險是指跨國公司各成員企業所從事的以非本位幣計價的外幣交易或持有的債權、債務因匯率的不確定,從而導致的實際收支現金流量的變化。準確的統計外幣預期收支現金流,可以對預期發生的外幣收支風險進行識別,並為後續風險應對舉措提供數據支援。
近年,越來越多中資跨國公司將成員企業資金收付集中在其境內外司庫平台,成員企業根據日常經營收支提前報送資金收支計劃。這一資金支付方式也為統計外幣現金流敞口提供了重要基礎,如下簡要闡述外幣現金流敞口的統計邏輯與應用。
首先,根據集團各成員企業的資金收支計劃及其本位幣,梳理出各成員企業外幣收支現金流,進而匯總得出該公司的外幣現金流敞口。例如本位幣為人民幣的中資跨國公司某成員企業B,2023年11月預計收款流入2億美元(見表4)。
然後,對按收付時間、幣種對收支現金流進行匯總和統計(外幣金額為正代表收入方向;為負代表支出方向),即可最終得出中資跨國公司分時間、分幣種的外幣現金流敞口數據。
從上述分析可見,對中資跨國公司各成員企業外幣現金流敞口的識別統計,有助於從跨國公司整體角度出發,針對軋差結算之後的淨敞口開展套期保值,節省交易成本。比如,中資跨國公司成員企業B在2023年12月將收入2億美元,而成員企業D屆時需支出3億美元,則中資跨國公司可與外部金融機構開展1億美元遠期購匯,然後在成員企業B、D之間進行內部軋差結算。通過這種方式,企業集團整體外匯交易筆數、交易金額、套保成本均可降低。
優化外匯風險敞口評估管理
對於識別出的外匯敞口的潛在風險,中資跨國公司在實踐中一般可選擇“經套期保值交易後剩餘的集團外匯敞口占淨資產比例”以及“經套期保值交易後剩餘的集團外匯敞口所產生的匯兌損益占集團合并利潤總額的比例”這兩個指標來評估外匯風險大小。第一個指標主要側重於監測外匯敞口整體規模影響,而第二個指標則是監測外匯敞口實際產生的匯兌損益。儘管這兩個維度在評估外匯風險影響時都很重要,但均有一定的缺陷。
就第一個指標來說,有時增加集團公司整體外匯敞口並不一定增加集團所面臨的外匯風險,反而可能形成風險對沖。例如,假設歐元兌人民幣和英鎊兌人民幣在一定時期記憶體在負相關性,且某跨國公司歐元和英鎊敞口分別為等值100億元人民幣和等值10億元人民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增加英鎊敞口,即可產生對沖效果,進而減小集團整體的外匯風險,但是如果採用第一個指標,就會因為單一幣種外匯敞口的增加而反映出外匯風險的增加。就第二個指標來說,因為其反映的是企業套保後匯率波動呈現的損失或收益,往往是匯率波動發生之後的結果,這使得企業難以提前幹預風險敞口的管理。
風險價值( Value at Risk,VaR) 在外匯風險評估中的應用,可以解決上述兩個指標存在的不足。VaR度量以外幣敞口為起點,其考慮了不同幣種的金額、波動性以及彼此間的相關性,進而度量該外匯敞口組合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可能產生的損失,這一指標可以幫助中資跨國公司更為準確地洞悉其所面臨的外匯風險,並助其提前採取風險應對措施。
VaR的字面含義是“處於風險中的價值”,即企業給定置信區間一個在一定期間內的最壞的預期損失。比如,經過測算,在95%的置信水平下,某跨國公司外幣敞口未來一年的持有期內,其VaR值為100萬元,則說明在95%的機率下,匯率波動給該企業未來一年帶來的損失額不超過100萬元。
以本文表3統計得出的該中資跨國公司歐元敞口(等值47.06億元人民幣)、美元敞口(等值53.34億元人民幣)為例,在彭博中測算95%置信度下,其一年VaR值約為6.7億元人民幣,說明現有外匯敞口在未來一年產生的匯兌損失,95%的機率是不超過6.7億元人民幣,有5%的機率會超過6.7億元人民幣。如果該潛在匯兌損失超出了跨國公司自身的風險承受能力,該跨國公司可提前關閉或選擇保留相應的風險敞口,例如考慮歐元兌人民幣匯率波動性(根據彭博分析,“8·11匯改”後歐元兌人民幣年均匯率波動率為6.7%)高於美元兌人民幣(根據彭博分析,“8·11匯改”後美元兌人民幣年均匯率波動率為4.5%),跨國公司可優先選擇開展歐元衍生品提前關閉部分歐元敞口,而保留美元敞口,從而使得集團整體外匯風險敞口影響降低。
需要注意的是,VaR值是對企業外匯風險敞口在一定置信度範圍內、一定時間範圍內進行的評估,建議中資跨國公司在積極使用VaR值的同時,也引入壓力測試或者情景分析等其他輔助方式進行風險量化分析,以實現更好的外匯風險量化效果。
整體來看,跨國公司外匯風險量化監測是一個較為複雜的問題,中資跨國企業可積極嘗試探索建立外匯風險量化統計、監測體系,通過量化管理方式,動態監控外幣貨幣性資產和負債敞口、外幣現金流風險敞口,並不斷優化敞口的風險評估體系,以實現對集團整體外匯風險的監測和預警,為後期集團制定具體的風險應對舉措給與充分的數據支援,以提升集團整體的外匯風險管理水平。
作者單位:中廣核財務有限責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