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外匯》2022年第4期
作者:馮茜
銀行引導企業實踐匯率風險中性理念,需幫助企業釐清財務報表科目之間的勾稽關係,科學認識和識別匯率風險敞口。
隨著匯率風險中性理念的推廣,越來越多企業使用外匯衍生品開展匯率風險管理。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顯示,2021年,企業利用遠期、期權等外匯衍生產品管理匯率風險的規模同比增長59%,企業套保率同比上升4.6個百分點,達到21.7%。與此同時,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策略是否應對有效,對沖措施是否降低了匯率風險敞口,如何從財務角度整體評價匯率風險管理效果等話題也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
匯率風險分類
經典理論框架下,企業匯率風險可分為交易風險、折算風險和經濟風險三類。企業管理實踐中,匯率風險管理和相應的外匯衍生工具交易職能常由財務部門負責,然而匯率風險的表現形式常常伴隨企業經營活動的開展而發生變化,反映在企業業績的不同財務指標中,從而為識別和管理匯率風險帶來了諸多複雜因素。
以典型的進口貿易業務為例,在企業制定預算、簽署合同、開立信用證的階段,業務合同已確定進口所需外幣支出金額,但尚未確認應付款項,此時匯率波動主要影響實際進口成本,匯率風險表現為交易風險;當發票入賬後,外幣記賬項目的風險敞口即被確認,直至購匯還款前,會計報表日與入賬日相比的匯率變動將直接計入利潤表匯兌損益科目,此時匯率風險主要為折算風險。匯率變動還可能會導致企業海外經營時持有的現金流量減少或運營成本上升,進而海外經營利潤無法彌補匯率波動引起的損失,此類經濟風險帶來經營層面的綜合影響往往難以直接反應在財務指標之中。此外,由於很多企業使用外匯衍生品並不滿足套期會計的要求,企業套期工具(外匯衍生品)和被套期項目(外幣資產/外幣負債/外幣預期交易等)如何抵銷在財務報表中也並不顯而易見。
基於上述因素,對於很多企業的財務部門而言,運用外匯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併合理考核評價匯率風險管理的成效,在實務中仍具有較大挑戰性。本文從一個典型跨國經營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實踐入手,通過分析其定期財務報表中相關會計賬戶和科目的勾稽關係,識別企業生產經營中面臨的各項匯率風險,釐清運用外匯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對企業實踐匯率風險中性的實際效果。
企業案例分析
本文選取一家製造業細分領域龍頭上市公司A集團作為研究對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等公開資料作為資訊和數據來源。A集團主要經營位於中國境內,並在美國、歐洲、日本、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設立生產基地和研發中心,海外銷售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幣資產和負債及外幣交易的計價貨幣主要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來,海外市場經濟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增強,加大了A集團跨國經營和匯率風險管理的難度。近三年A集團受匯率影響的主要財務指標變化情況如表1所示。
匯率風險識別
匯兌損益是企業貨幣性外幣項目受匯率變動而產生的收益或費用,屬於財務費用項下子科目(匯兌損失即費用,在利潤表中計為正值)。2019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先升後貶、雙向波動,A集團匯兌收益達1.36億元;2020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先貶後升、整體強勢,A集團的匯兌損失達4.22億元,全年利潤總額同比下降3.76%。
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是指企業境外經營使用的外幣財務報表並表時與合并報表記賬本位幣折算產生的差額,計入股東權益其他綜合收益,實務中又稱淨投資外匯風險。並表時,A集團採用外幣報表的資產和負債項目按資產負債表日的即期匯率折算,股東權益中除未分配利潤項目外,其他項目採用發生時的即期匯率折算,收入與費用項目按照與交易發生日即期匯率近似的匯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團外幣財務報表折算差額分別為1.62億元和-4.95億元。雖然在未處置外幣資產時,淨投資外匯風險並不計入集團當期損益,但是對企業的槓桿率、籌資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標和海外項目處置周期產生實際重要影響。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額在合并現金流量表中單獨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團的匯兌損益中,來自匯率變動對現金及其等價物的影響佔比分別高達80.14%和89.10%。這與A集團外幣金融資產負債的結構息息相關。A集團貨幣資金中的外幣資金佔比較高,2019年底一度超過80%,其中又以美元資金佔壓倒性地位(見表2)。相對於外幣金融資產的規模而言,A集團外幣金融負債較少,因而形成了較高的外幣(美元)淨資產頭寸(見表3)。因此,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呈較大幅度升值時,美元資產產生匯兌損失、美元債務產生匯兌收益,且匯兌損失的規模大大超過匯兌收益,最終A集團2020年匯兌損失超過4億元。
匯率風險管理策略
作為一家跨國經營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團由總部財務部門負責監控集團外幣交易和外幣資產及負債的規模,並通過多種管理手段降低集團的外匯風險。經營對沖方面,包括在多個銷售目標國投資設廠、分散經營,在採購、生產、銷售環節優化結算幣種,在收入和支出之間進行同幣種匹配,在外幣資產和負債的管理與海外業務的擴張進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從戰略層面到執行層面的全方位匯率風險管理。
金融對沖方面,A集團持續採用多種外匯衍生工具,如遠期外匯、外匯期權、貨幣掉期等達到規避外匯風險的管理目標。表4顯示了A集團外匯衍生品名義本金淨額變化及已結算收益(計入當期利潤)。
A集團使用外匯衍生品對沖匯率風險是否達到了降低匯率風險的效果,需要綜合考量外幣資產和外幣負債形成的匯兌損益、外匯衍生品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投資收益(已結算合約損益)三類科目在報表中的勾稽關係。精確計算時,需要將被對沖項目的匯兌損益與對沖所用外匯衍生品的公允價值變動和投資收益合并考量,這體現了評價衍生工具時需“期”與“現”結合的原則。由於財務報表中未逐筆披露詳細資訊,本文主要評估A集團交易性匯率風險的整體套期保值效果。
從表5可見,A集團的外匯衍生工具部分對沖了其外幣貨幣性項目造成的匯兌損益:2019年公司實現匯兌收益時,外匯衍生品整體呈小幅度損失;2020年公司實現匯兌損失時,外匯衍生品整體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體交易性匯率風險套期保值(匯兌收益、投資收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實現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對沖收益為負,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淨資產頭寸和風險敞口較大,而當年人民幣對美元整體升值。外匯風險對沖的目標是降低或者消除匯率敞口,而非追求淨收益。從這個角度出發,持續運用多種外匯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幫助A集團實現了平滑主營業務財務指標的效果。就A集團現狀而言,可以在綜合考慮本外幣融資成本的前提下,適當增加美元債務融資,當匯兌收益增額(或匯兌損失的減少)足以抵補外幣利息支出時,可獲得更好的自然對沖效果。
企業開展外匯衍生品等套期保值業務進行匯率風險管理時,按照常規會計處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會計),被套期項目(外幣應收賬款、應付賬款等)與衍生金融工具(遠期外匯合約、外匯期權等)的確認和計量基礎不盡相同,兩者產生的收益或損失可能無法在相同會計期間計入,記賬結果也反映在不同類型的會計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會計期間內,企業可能會產生會計錯配或財務報表單個科目呈較大波動的情況。
通過上述案例分析可知,僅僅觀察外匯衍生品的公允價值變動或匯兌損益是不恰當的,更不能將外匯衍生合約的鎖定匯率與到期日即期匯率簡單比較來考評套保是“虧”還是“賺”。如果企業的財務部門僅著眼於“匯兌損益”“外匯衍生品投資收益”“外匯衍生品公允價值變動”單一科目的變化情況,卻忽視了各個科目之間的會計勾稽關係,則可能對運用外匯衍生品管理匯率風險的實際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當企業符合運用套期會計的條件時,還可以選擇使用套期會計方法記賬,通過提前或者延遲確認被套期項目的公允價值變動,降低整個交易期內時間錯配帶來的估值風險,從而減少企業當期財務報表因匯率變化造成的賬面波動。
銀行引導企業實踐匯率風險中性理念,需幫助企業科學認識和識別匯率風險敞口,堅持“保值”而非“增值”的匯率風險管理目標。向企業推廣外匯衍生產品時,銀行應根據企業實際需求遵循簡單適用原則,推薦與企業經營特點和匯率管理團隊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詳細講解產品風險和情景分析,協助企業梳理優化外匯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達成後,銀行仍需持續關注企業的交易行為,避免企業出現因匯率變化或主觀匯率預期隨意改變套保策略和交易執行的情況。銀行應通過為企業提供事前、事中、事後一系列高效優質的匯率風險管理服務,幫助企業將經營對沖和金融對沖手段合理結合,切實護航實體經濟穩健經營。
隨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演變,各國經濟複蘇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經濟體寬鬆貨幣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對我國出口的拉動作用或將趨於平穩,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彈性進一步增強,將給企業應對和管理匯率風險帶來更多不確定性。在構建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金融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也將充分釋放實體經濟的匯率避險需求。我國政策層面逐步規範商業銀行和企業的外匯衍生品業務,以服務實體經濟開展套期保值為原則,遵循由簡單到複雜、由基礎到衍生的路徑,進一步豐富產品類型、拓寬交易範圍、健全基礎設施,也將為國內企業運用外匯衍生品進行套期保值、踐行匯率風險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間。
作者單位:交通銀行國際業務部